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中央委员会的激烈争论



  反对派领袖被开除之前夕(一九二七年十月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后几次会议,真像狂风暴雨一般,使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发言被阻的情形。现在我们摘录官方出版的公报中最足表现当时情形的几段于下,——不用说,其中谩骂的话是减轻了分量的:

  托洛茨基:……在现在的机关底下,在现在的制度底下,工人前卫正遭受压迫……(会场声音愈吵愈高,差不多听不到演说者的话……)被暴发户官僚,连工人官僚在内,所压迫(骚乱,吹唿哨……),被管理者,被小老板,被新业主,被都市和乡村的特权知识分子……
  伏罗希洛夫[1]:季诺维也夫,你听着,这些侮辱的话!
  斯克雷普尼克[2]:中央委员会演说不许说这混蛋话![3]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4]:这是孟什维克唐恩在说话!
  托洛茨基:……被所有这些分子所压迫,他们举起拳头对着无产阶级说道:“现在不是一九一八年啊!”这不是打击左派所能决定的,这是整个的政治问题。这是干部的选择,群众的拥护问题。一面压迫工人支部,一面就不能对付富农。这两种办法是不能并立的……(声音愈高起来,吹唿哨)
  台下声音:革命的掘坟者!无耻!滚蛋!滚蛋,流氓!打倒叛徒!
  托洛茨基:打击左派,要遭遇大多数人抵抗。今天,“你们发财吧!”但明天……(吵闹,咒骂)从富农得不到一点东西……在官僚们背后兴起了再生的资产阶级……(吵闹,咒骂,叫喊:滚蛋!)
  伏罗希洛夫:够了,无耻!(唿哨,咒骂,愈加骚乱。什么都听不见。主席摇铃。吹唿哨。一些人叫喊:滚下台来!主席停会。托洛茨基同志还在说话,但没有人听清楚一个字。中央委员离开座位,开始分散)

  季诺维也夫的演说也没有更受欢迎。

  季诺维也夫:最近几年的教训谁也没有忘记。我们所提议的,总之,就是回到列宁的政制去。
  台下声音:不要拿来同你的政制混为一谈!
  季诺维也夫:没有人要求一个理想的或十全的民主制。时代是困难的,我们明白……
  台下声音:滚蛋!滚蛋!
  季诺维也夫:再等一刻。(吵闹。主席摇铃)
  台下声音:下来!滚蛋!
  季诺维也夫:只有两句话。我们现在党内的斗争,总而言之,就是提出两条岔路:或者你们给我们机会能够向党公判并在党内发言,或者你们把我们通通监禁起来。
  台下声音:够了!下台来!滚出门去!(在咒骂,叫喊,愈加骚乱之中,季诺维也夫走下演说台来)[5]

  我这里添加一段插话,为的表示在这样一个政制中,人们为了伪造过去的事实能至何种程度,而这些伪造证据又能达到何种愚蠢。差不多相距十年,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诺沃西比尔斯克审判案中,证人苏宾作证说:

  “托洛茨基派和被告斯提克宁(现在是德国盖世太保密探)之同盟,订于一九二七年,目的在使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制。这个决议是由一次秘密会议通过的,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林子中开会,由托洛茨基当主席。”

  法庭判决书就是以此为确切不移之证据,来判定这九个人死刑的,其中一个是德国人。六个糊涂虫枪毙了,他们以这样承认了人们叫他们承认的一切的话。

  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形也复演于下层组织,甚至演到街上来。我也曾在受激昂空气震撼的大厅内说话,确切点说,是企图说话。人家攻讦了我们三个钟头以后,只许我们答辩五分钟;而且当我们每个人说话时候,人家又放出五、六、十个“活动分子”来吵闹,他们都是急欲取悦于书记的,到会的群众只是旁观着,消极着,带着某种忧虑;他们常常同情于我们,但是害怕。与我同支部的排字工人对我说:“你懂得,第一,这一行里有人失业;第二,我有几个小孩子。倘使我跟着你们走,而你们不是最有势力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有这些小孩子?”我们曾经尝试,十一月七日庆祝十月革命时候,在党的队伍中示威,喊出我们自己的口号。我几乎在列宁格勒被人撕成碎块,那里,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面前,三百个反对派同民兵打架三个钟头长久,这三百人中有一个前陆军司令拉舍维奇[6]和一个前“契卡”主任巴卡耶夫[7]。在莫斯科,斯米尔加,他也是前陆军司令,而且是共和国的创立人之一,他在阳台上挂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他的住宅立刻被人攻进去,捣毁了。人家在街上对托洛茨基开枪。有两个我们的人企图在红场上展开一面旗帜,立刻被人打倒。党的各级委员会,为了对付我们,组织了几队打手,携带警笛,可以重重打人;他们用大卡车装载着,每逢支部开会,我们发言的时候,就开来援助那些“忠实同志”。在莫斯科,这类法西斯手段是地方委员会书记柳亭[8]发起的,这个人虽然盲目,却是出于真诚的……

  后来得到事实教训,这个柳亭一九三二年自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而且在一个政纲草案中给斯大林——“这个大挑唆家,党的破坏者”——以一些严厉的批语,以至“格伯乌”认为是号召谋杀,而判他死刑,但不敢执行。他现在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



注释

[1]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1969),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在乌克兰组织游击队。1919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在与赫鲁晓夫的党内斗争失势。——校对者注

[2]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1933),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总检察长。193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反对提高粮食征购量,对“镇压”持否定态度。1933年7月7日乌共政治局开会要求其悔过,在离开会场后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3] 斯克雷普尼克是革命初年著名的战士之一,一开始便忠实于斯大林,他于一九三三年在乌克兰自杀,当他的在乌克兰的朋友受大规模压迫的时候。

[4]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10月8日逝世。——校对者注

[5] 《真理报》1927年11月2日。

[6]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先后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返回莫斯科,之后派赴彼得格勒,在卫戍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亲率部队攻占电报局、国家银行等机关。国内战争期间,先后参与了抗击高尔察克、科穆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战斗,历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陆海军副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后又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恢复党籍。1928年8月31日因病逝世。——校对者注

[7]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ка́ев,1887-1936),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6年卡梅申武装起义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在巴库、阿斯特拉罕、彼得堡工作。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期间,第3师、第2师政委。1919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35年1月被捕,判处8年徒刑。1936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8] 马尔特米扬·尼基京·柳亭(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тин,1890-1937),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任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员,参与了剿灭高尔察克、日本干涉军的战斗。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担任地区党委书记。反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反对党内官僚主义。1930年9月被开除党籍,不久被捕,1931年1月获释。1932年夏发表《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即柳亭纲领),指责斯大林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是“革命的掘墓人”。1932年被捕,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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