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谋杀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伊万·斯米尔诺夫案中十六个被告，于八月十九日在最高军事法庭受审判，于二十四日判决死刑，于二十五日执行。他们都供认了，除了斯米尔诺夫，他始终一句话不说；还有哥尔茨曼[1]，他只为的使显然伪造的供词更无人信；这就是说，他们都为了党的利益，照领袖所要求的而供认了：他们受人欺骗，可是觉悟得太迟了。[2]

　　俄国执行死刑的经过，向来不为外间知道。这次案件太惊动人了，似乎撕裂了神秘之幕，因为那些大报——自然是外国的——竟登载了一篇纪事，这纪事，由于好多的理由，是非常可信为真实的。我毫不迟疑认它多半是纪实之作……

　　“……加米涅夫可以会见他的家属。他见了他的妻子（托洛茨基的妹妹）、他的侄女和他的女儿。他的亲人很惊讶，看见他已现出‘死相’。他以微弱而弛缓的声音，对他们说：‘我多半要去做一个遥远的旅行。我身体很不舒服。昨天医生摸我的脉搏：五八至六十下。若是我死了，你们不要怨恨那些判我罪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应做的事情……’”

　　依照命令判断，他们也是替革命服务的，这些被杀的人；而颁发此命令的人，无论这一命令如何罪恶，仍是代表革命的……

　　“加米涅夫是第一个被枪毙的。他没有反抗，没有发出一句怨言。他静默地从监房出来，仿佛在梦中般走上了刑场。第一响手枪（无疑是在他背后开的）响后，他发出错愕的一声‘啊！’就倒下了，还没有死。监视执行的少尉瓦西乌科夫，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大叫道：‘结果他！’并向这将死之人狠踢了一脚。第二颗子弹射进脑壳，就结果了加米涅夫……”

　　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的党团领袖，一九一七年十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列宁遗物的总继承人，当代俄国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就这样死了。

　　“斯米尔诺夫，他拒绝签字于乞赦书，他是唯一能保持镇静和勇武以至于死的人。一出监房，看见护卫队，他就明白了。他要求一张纸头，并说：‘这是我们该得的报应，为着审案中我们的无耻态度。在审案中，我的行为是可鄙的，现在我要以革命者的气概而赴死。’斯米尔诺夫在加米涅夫之后走上了刑场……”

　　“西伯利亚的列宁”，死了。

　　“季诺维也夫分开关在格伯乌的第二层楼上。他第一个签了乞赦书后，倒头就睡着了。天虽热，他却发着冷战，穿一件法兰绒毛衣和一双羊毛袜。夜间一点钟，人家唤醒他。他直坐起来，呆住了，身上颤抖着。
　　“‘季维维也夫，起来。我们奉命令将你解到另一个地方去。’
　　“面无人色了，他仍旧坐着，一声不响。
　　“‘穿起衣服。’
　　“他躺了下去。一个看守拿鞋子给他。季诺维也夫动也不动，但是汗从他脸上流下来。第二个看守伸手在他背下，扶他起来。季诺维也夫呻吟着，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家以为他疯了。
　　“‘走吧！’
　　“季诺维也夫仍旧在呻吟，徐徐摇动他的头。一个看守喷水在他脸上。他清醒了，就站起来。
　　“‘把你的东西拿走！’
　　“他于是呆笨地收拾他的东西。半分钟之后，人家把他弄出监房，八个看守组成的护卫队在门口等他。季诺维也夫此时完全明白了，他的双腿软了，几乎要倒下地去。人家扶着他，他以嚎哭和叫喊拒抗了一下。
　　“到了走廊尽头，他真的歇斯底里的发作了，挂在几个看守的臂膀上，他像女人一般叫喊。少尉伊万古洛夫下令打开一个监房的门，看守立刻开了，季诺维也夫被推进去。
　　“少尉左手拉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压低下来，右手便向他的后脑壳放了一枪。”

　　这个纪事经过新闻记者之手虽然有点失真，但我在其中认得了季诺维也夫，因之也看到了真实的一面。季诺维也夫有心脏病，向来穿得很暖和，夏日亦然。每逢着急时，他常爱用手按着头发，作一声长长的‘唔~~’，一面扮出一种熟悉的鬼脸。提高音调时候，他的声音就变成像女人一样。看见就要给人杀害了，这位鼓动家必定要鼓起最后的力量，向那些刽子手喊道：想想你们做的什么事！你们现在枪毙的不仅是我，而是革命，而是列宁的党啊！——监视执行的军官不能让季诺维也夫再说一秒钟的话，否则他自己也要被判死刑的。这位军官真能随机应变。天晓得，他会不会因此得到——“列宁勋章”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长久的助手，和其在一九一七年亡命中的伙伴，内战和红色恐怖时代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就这样死了。……

　　他的兄弟，拉多梅斯尔斯基，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〇年在乌克兰被伏罗希洛夫的士兵所杀。

　　季诺维也夫这一案被告的供词：恐怖主义，阴谋政变，与他们的老政敌托洛茨基同谋等，——只能欺瞒那些不懂俄国内情的西方人士。在熟悉布尔什维克党内情的人，这些供词丝毫没有一点神秘性。这些供词，与最近十年来，好多失败的反对派分子被迫奉命而写的悔过书毫无二致，他们始终是以“党的最高利益”为借口的。这是讨好性质的供词，出于完全的忠诚，也出于利害分析。什么样的分析呢？一个投降了的反对派分子，斯米尔加，从一九三三年至今还关在牢内，当时他曾说：

　　“我们应当退守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暂时投降，任人摆布，等将来群众觉醒时候，我们就站在群众的前头……”

　　季诺维也夫也曾三番五次说过：留在党内，即使要“在污泥中五体投地”我们也干，为着将来工人群众觉醒时候，我们还是党员；此时以前，我们切勿在党外行动，给反革命利用去。在他们的供词中，根本上表现的，正是他们对于“领袖”的怨恨，而这领袖他们在大庭广众中又不得不表示崇拜，因为“他”在世界前面仍旧是代表党的，——代表神圣的党的。

　　他们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于没有看到，仍是因为留恋于过去而没有看到：这个党已经死灭了。劳动群众总有一天会觉醒起来，为着社会主义而继续斗争，则他们并非与这个党在一起，而是离开并反对这个党的。

　　关于此案，我曾见过一个奇异的文件：罗森马克先生[3]的报告，发表于《人权联盟公报》中。这位报告者本质上认为：本案是遵守苏维埃法律手续的，而供词之中没有什么可以非难之点。……为了这个团体的荣誉之故——人权联盟过去曾做过许多有益民众的事情，而且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我们却希望它也能叫舆论听听那些更熟悉内情的人的意见。罗森马克先生事实上不肯去审查那唯一真实的假设，即政治上讨好性质的假设，他不知道这些供词中一部分，其事实错误已被证明了或可以证明的，他不知道本案之主要解释就在挑选被告这个事实之中；他提到苏维埃法律，其实这法律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在本案也同在其他案件一样，都不断地被践踏在脚底下。

　　那些有权威的老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消息更加灵通，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判断。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说：这是中古时代的“巫狱”。他很有道理，引证中世纪时那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女巫”，她们大都供认了曾与魔鬼相来往。……他也引证了一九三一年俄国十四个老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格罗曼[5]、金兹堡[6]、芬-叶诺塔耶夫斯基[7]、舍尔[8]、伊科夫[9]等）被迫承认的假供词，这些供词已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是不合事实的了，当时就连莱昂·布鲁姆[10]也曾为此事写了好几页文章……

　　试引一段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话：

　　“一九三一年时，我曾专心去研究那个审判‘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联盟局’的案件。调查了这一审判之后，我就绝对确定了：莫斯科的政治检察官是有系统地和有意识地迫令被告承认伪造口供的。关于其他案件，我不发表意见。也许有合乎事实的供词。但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案件，则伪造供词之存在，乃是毫无疑义的事实。我们的同志阿布拉莫维奇[11]在俄国旅行的事根本是虚构的，而此事成为重大的事实。被告们确切供认曾在俄国与阿布拉莫维奇相会，而且说出一九二八年夏天与他相谈的话。我绝对确定他们是胡说。……我们在各方面都证明过了，我们已经发表了一张照片，阿布拉莫维奇就在里面，在布鲁塞尔社会主义国际大会诸代表中间，据某些被告的‘供词’，他那时是在俄国呢。这类案件的导演人，无论如何细心，终要发生错误的；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会，就是这类错误之中的一件啊……
　　“那时我们写过这句话：莫斯科那种由伪造凑成的案件，政治上没有一个重要之点能残存下来的。”

　　上面我已经讲过，人们怎样要我承认伪造的供词，以陷害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的侦查官，就是格伯乌中反对派专门科主任鲁特可夫斯基[12]。这位公民假使是有良心的话，他的良心一定是乌黑的。……我本还可以征引若干个人经验的事实，但最好还是引证凡于一九二八年以来居住在莫斯科的人所周知的事实。在准备审判以拉姆辛为首的“工业党”案件时，工程师帕尔钦斯基[13]在侦查中就被杀害了或枪毙了，——他在俄国社会中是很有名的，从前曾当克伦斯基的助手，以后是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的组织人之一，性格是很执拗的。有人说，他打了一个侦查官的耳光。一个与此案联带的案件，有个被告（我不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也许还活着，虽然人家说他自杀了），已经判了罪，接见他的女人，他的女人问他道：“但是，我可怜的朋友，对你自己，你为什么要说这许多谎话呢？”他回答道：“不说不行呀！”

　　社会民主党人勃朗施坦[14]、老社会党人巴扎罗夫[15]和切列万宁[16]，都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开路先锋，他们坚决拒绝格伯乌要他们玩的把戏，因之没有审判一直关到现在。对于一九三一年社会民主党案中那些讨好的被告，人们特别拿战争的危险来压他们。在那迫在眉睫的战争之前，他们，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不肯牺牲他们的良心吗？伊科夫，他是唯一确实加入孟什维克党的人，他为了儿子的被捕而屈服了，人家骗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完了。……历史学家苏汉诺夫就是这种诡计底下的牺牲者，人家要他供什么，他就供什么，但不管他做的这些劳绩，不管人家当初和他如何约定的（是默契的或是明说的，我不清楚），他仍被监禁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中，他于是气愤起来了，便将这滑稽戏的内幕告诉同监的犯人，并进行了几次绝食，终于被送到无人知的地方去（一九三四年）。现在他还活着吗？

　　还是回到季维诺也夫案来吧。没有一点经得起分析的。大家对于哥尔茨曼的供词有什么感想呢？——他镇静而尊严地，在最后关头拒绝签字于乞赦书上，在最后发言机会，只限于表示轻蔑坐在他身边的那些奸细，然而他承认了会同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在哥本哈根会面。很容易证明谢多夫有生以来从未曾到过哥本哈根，尤其未曾到过那里的布里斯托旅馆，这旅馆好多年前就夷为平地了。大家有什么感想呢？除非是认为：这个人没有别的方法，只好用此手段来向世界上的人高声大喊，以牺牲自己性命为代价来高声大喊：“当心呀，一切都是假的！”

　　他揭破了雅戈达[17]，内务人民委员，这整幕戏导演者的假面具，以及雅戈达背后那个低额头独裁者的假面具。

　　我已经写过了，这案所持的事实论据或一般政治论据，没有一件能经得起批评，没有一件能经得起对审的辩论。一切都建立在被告的谎言上；被告由于留恋党，便加以同意牺牲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他们以为过去的事例，苏维埃的法律，以及他们替领袖——也是他们的敌人，但这是在党内说，而不是对世界上的人——所做的劳绩，足以保全他们的生命……

　　其中有一件事，人们可以相信有德国国家秘密警察局密探活动踪迹的——德国密探替格伯乌一个奸细或格伯乌一个牺牲品即奥尔伯格帮忙购买一张洪都拉斯的护照，——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苏维埃官厅，在布拉格及其他地方，所弄的玄虚……

　　整个说来，这手段就是在于：从多数的被告当中，挑选极少数讨好的分子，献给审判官，而这些审判官事实上就是刽子手，是党所任命的，依照党的训令行事的。从正式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告事实上有五十三人之多。一、加文；二、格提克；三、加勒夫；四、康坦特；五、马托宁；六、奥尔伯格；七、拉丁；八、萨托诺娃；九、费维洛维奇；十、斯米特；十一、埃斯特曼；十二、库茨米切夫。——以上十二人，被告书上声明“保留”。他们至今，即十六人枪毙了五个月以后，依然“保留”在完全的神秘之内……为什么呢？除非是因为不能让他们到大庭广众中来，否则这些被告将摇身一变而成原告了，——所以必须在法律以外暗中消灭他们。此外，案中提到的人，而至今差不多都监禁在和保持在最悲惨的黑暗之中的，还有：一、历史学家阿尼舍夫[18]；二、财政部工作人员阿库斯[19]；三、党的创始人之一沙罗夫[20]；四、旧时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沙茨金[21]；五、老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22]；六、红军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什蒂霍尔德；七、被枪毙的德莱泽的妹妹；八、政府委员，老布尔什维克艾斯蒙特[23]（一九三二年就被关起来了）；九、费多洛夫或费多托夫[24]；十、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兰[25]；十一、弗里德曼[26]；十二、弗提舍夫；十三、内战老战士加耶夫斯基；十四、红军组织者之一，帝制时代曾判苦役刑的格林斯坦[27]；十五、老党员赫茨伯特；十六、雅科夫列夫[28]；十七、雅泽克；十八、列林；十九、尤丁；二十、彼得格勒党和政权的创立人之一库克林[29]；二一、昆特；二二、利夫希茨[30]；二三、工人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梅德韦杰夫[31]；二四、穆辛；二五、格鲁吉亚老战士奥库扎瓦[32]；二六、前中央委员会书记乌格拉诺夫[33]；二七、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府委员皮达可夫；二八、驻伦敦大使馆武官普特纳[34]；二九、卡尔·拉狄克；三十、前莫斯科党委书记柳亭；三一、前中央书记处书记谢列布里亚科夫；三二、前《真理报》编辑斯列普科夫[35]；三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领导者之一斯米尔加；三四、革命领导者之一索柯里尼柯夫；三五、从前“斯大林主义左派”领袖扬·斯登[36]；三六、俄国总工会创立者和领袖托姆斯基（他在案件进行时自杀了）；三七、历史学家扎伊德尔[37]；三八三九、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人后来不起诉；四十四一、波格丹和罗明纳兹，这两人早已自杀。[38]

　　所有这些人，为什么现在还不审判呢？他们将有公开受审的机会吗？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即是在这无耻的伪造阴谋之中，即使用莫斯科黑暗的审判制度，没有辩护人，或只有有名无实的辩护人，又加以完全御用的报纸，也不可能审判那些决定自卫的革命分子的，因为如此辩论之后，这政制一定要大失体面的。

　　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伯乌）领袖雅戈达，为着季诺维也夫案导演得不好，被免职了。在这案件审判前不久或在进行时，就有几千人被捕，政府人员尤多。人家发现出好多阴谋，在乌克兰，在高加索，在中亚。革命初年著名的战士大部分受株连了，被逮捕了。十月革命这一辈人都被株连了。

　　有一新案，正式宣告要于十一月间审判，可是到期没有举行：一定是还没有排演停当。我们从远方只看见新西伯利亚的血腥丑戏。一个德国人斯蒂克林，和八个俄国人，都承认奉了德国盖世太保和那暗中躲藏的托派分子的命令，暗中准备，要使克麦罗沃矿山爆炸，为着败坏“我们亲爱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信用，并依照托洛茨基的愿望为苏联法西斯政权开辟道路。这种发昏的侦探神话，居然成为证据以此来判决六个可怜人的死刑，并准备摧残好多个早期的革命分子，多造一个事件去向德国挑衅……巴黎俄国白党机关报《最后新闻》，是绝无同情托洛茨基派嫌疑的；它为此事曾发表如下的言论：

　　“女巫随人所愿，甚至可以供认：她骑在一把扫把上，从空中飞去同魔鬼幽会；冰雹是她撒下的，因为魔鬼命令她这样做。完全明白的，人们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这种口供真不真的问题了，而是这种口供究竟用什么方法取得的问题了……”[39]

　　有三个人的名字，在审判时常被提到：皮达可夫、德罗布尼斯[40]和穆拉洛夫。这三个人一定要被消灭的。皮达可夫在一九一七—一八年乌克兰苏维埃化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投降于斯大林后，他当了国家银行的首脑，之后以政府副委员资格指导重工业，他是苏维埃工业中最能干的管理者之一。德罗布尼斯，乌克兰革命者，做过好几次政府大员，他也投降了斯大林，似乎承认了什么口供。穆拉洛夫，这位伟大人物，我在本书中好多次提到过了，一九二八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至今，从未“悔过”。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从流放地额尔齐斯河畔的塔拉城写信给托洛茨基道：

　　“我转变吗？我宁死也不转变的。他们可以围剿我，但我不转变。即使孤身一人，我也不转变。从形式上看，我们是无党的人；我们光明正直地履行人们委托给我们的一切任务，我们尽量利用我们的微弱的认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暂时指导别人，他们时常是无知的。但他们不能叫我们中立或扯谎，这是办不到的，正如人家办不到叫额尔齐斯河从北冰洋倒流至它的源头一样。”

　　有人说将要审判一个三十人案，其中约有二十个是德国人，都是德国盖世太保的侦探，他们是会提供完美的口供的，此外加上几个挑选过的老共产党员，得有默契，为着“革命的最高利益”而毁灭自己。彼尔·柏兰先生，《时报》的莫斯科通信员，认为“这次审判多半是不会公开的”，而“被告也多半不会枪毙的”。[41]虽如此，他们仍旧是被消失了的。指名的被告有：拉狄克、普特纳（被认为红军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普里马科夫[42]和施米特[43]（都是军事领袖，都是内战中的英雄。后者，施米特乃是一队红色骑兵的著名领袖，他本是一个小犹太工人，自己组织这队骑兵，为着反对那些专门迫害犹太人者）、阿库斯（国家银行经理）、索柯里尼柯夫（列宁的助手，从前驻英大使，被认为是政府当局最优秀的头脑之一）、加林娜·谢列布里亚科娃（有名的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夫、乌格拉诺夫（右派反对派，前劳动人民委员）。这是几百个政治犯当中暂时的选择，这些政治犯都是人们所要消灭的。

　　消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伊万·斯米尔诺夫这一批人，在斯大林心中，就是消灭一批替换的人物，他们将有一天，由于出人意外的变化，能够拿到政权。这批人物是他所害怕的，虽然如今全数被他关在牢内。至于其他的人，则我要从一个工团主义杂志上摘录几段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说到拉狄克、皮达可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在列宁时代占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位置的，则有一个很简单的政治心理学问题提出来。就他们的过去革命史说，这些人无论如何仍保持着相当信用的；他们已经走进了历史，群众也不能够责备他不是英勇地投身于压榨机的压板之下。八月二十五日的罪恶（十六人被枪毙）是一声霹雳，对于被谋杀的人则是人莫能名的青天霹雳，最柔软的骨髓也要起一阵冷战的。那些至今对于‘领袖’还存幻想而做着种种卑劣的讨好行为的人，一定突然地明白了……斯大林清楚知道：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虽然为了对党的物神崇拜，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福利，为了尊崇领袖，而无所不作，无所不说，甚至人家要他们在报纸上和法庭上说最无耻的话，他们也甘心去说，但他们的内心仍然无情地定他的罪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这些可怜的旧时大革命家，如今受万人睡骂了！）签字的可耻的文件有什么作用呢，这只向全世界表示他们和‘领袖’是同谋共犯？
　　“但这里，斯大林又一次走到断头巷了。强迫他人承认的同谋共犯关系，可以使供认者丢脸，却不足以使之真成为他的帮凶，大家看见：实际上他们只是牺牲者。而且这些牺牲者，在其灵魂深处还有定人罪的权利，他们还取得了将来报复的权利。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老布尔什维克党，本是一个大家族。这家族中几个最重要的成员被人杀害了。凶手能让其他的人活着吗？‘斩草除根！’——那些职业的凶手，此时一定要这样说。”[44]

　　拉柯夫斯基没有被指控……同拉狄克一样，同皮达可夫一样，同所有投降了的反对派一样，在杀害十六人之前夕，他也曾发表奉命写的文字，——他是投降最晚的，于一九三四年，在流放六年后的巴尔瑙尔地方。他的文字有一段说：

　　“对于暗杀基洛夫的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是不能留情的，对于企图暗杀我们的亲爱领袖斯大林和党政要人的人是不能留情的，对于替德国盖世太保当侦探的托洛茨基派是不能留情的。他们必须被枪毙！”[45]

　　拉柯夫斯基的个人地位只有因此更加难处。倘使被杀的人的供词中有一句真话，则拉柯夫斯基同他们一样有罪。倘使在一九三二—三四年间，托洛茨基派有一种恐怖主义的活动，为在监牢内的伊万·斯米尔诺夫所知悉并批准的（控诉书上正是这样说），那么这位前驻法大使应负有什么责任呢？——在这期间，他正是大家公认的托洛茨基派领袖呀！

　　这出悲剧的真实意义，外国人是明白的。意大利法西斯报纸认为这是实践的现实主义对于革命的乌托邦之胜利。

　　在巴黎，《新世纪》在八月二十六日写道：

　　“实在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谋者之死刑判决，证明了苏联力能维持国内秩序，无此秩序它便不能进行它的组织工作。俄罗斯民族在经济计划上成就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它是决不让这个工作给恐怖主义或极端分子的活动所破坏的。它的繁荣，甚至它的安全，它的存在，都要求它这样做。”

　　在从前法俄同盟和尼古拉二世和平政策时代——海牙会议，大家记得吗？——舆论界恰好是用这个论调来辩护当时俄国所施的绞刑和流刑的，——其实当时还没有现在这般多。……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很难明白人们不能以此类方法来造成一个稳固的和受人爱护的国内秩序吗？不明白如此，多半是准备下可怕的社会骚动的吗？

　　自然，对于此事，是没有人比亡命的俄国白党更欢欣鼓舞的。《俄罗斯之声》（君主党机关报）九月一日写道：

　　“在布尔什维克所执行的几百万次死刑中，这一回的死刑是第一次令我们满意的……所杀的将不仅以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为限，正如法兰西革命不仅以杀丹东为限……”

　　《复兴报》，也是君主党的机关报，曾于八月二十九日献了一首诗给斯大林说：

　　我们感谢您，斯大林！
　　十六个畜生，
　　十六个残害祖国的凶手，
　　如今滚去见他们的先祖去了！

　　今日的天，我们见着是蔚蓝得可爱，
　　您补偿了我们多年流下的泪！

　　但为什么只有十六个呢？
　　请替我们杀四十个，
　　请替我们杀几百个，
　　请替我们杀几千个吧！
　　请拿苏维埃的尸首，
　　在莫斯科河上造一座桥，
　　不用桥柱也不用桥梁，
　　然后请您自己也死在那！


注释：

[1] 爱德华·索洛蒙诺维奇·哥尔茨曼（Эдуард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82-1936），波兰社会主义者。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工作。1926年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1932年参加斯米尔诺夫左派反对派地下组织，并曾为《反对派公报》撰稿。1936年被捕，同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 在《一个革命的命运》中，关于此案有详细的分析。

[3] 雷蒙德·罗森马克（Raymond Rosenmark，1885-1950），法国律师。曾任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受邀旁听了1936年8月的莫斯科大审判。——校对者注

[4]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之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伯爵，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1923年率领第二个半国际回归第二国际，任总书记。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0年死于苏黎世。——校对者注

[5] 弗拉基米尔·古斯塔罗维奇·格罗曼（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Громан，1874-1940），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属孟什维克，多次被捕与流放。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粮食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粮食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农业比例失调提出了批评，于1931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0年3月在狱中去世。——校对者注

[6] 阿布拉姆·莫伊塞维奇·金兹堡（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Гинзбург，1878-1937），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孟什维克党基辅委员会委员、基辅副市长。1922年起在国民最高经济委员会任职，任工业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31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2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7]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芬-叶诺塔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Юльевич Финн-Енотаевский，1872-1943），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一战后沦为护国主义者，转向孟什维克。1920年起担任彼得格勒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31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3年2月死于古拉格。——校对者注

[8]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尔（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р，1883-1940），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书记，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工作。1928年应梁赞诺夫的邀请，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档案馆副馆长。1930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0年在狱中去世。——校对者注

[9]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伊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Иков，1882-1956），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曾任“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委员。1924年流亡国外，1928年回国。1931年被捕，被判处8年徒刑。出狱后任图书管理员。1951年再次被捕，1956年病逝。——校对者注

[10] 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1950），早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后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法国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校对者注

[11] 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1963），1901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崩得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领导崩得与孟什维克派和解，加入孟什维克党，同时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先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后与孟什维克护国主义派和解，宣布保卫祖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回归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校对者注

[12] 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鲁特可夫斯基（Анато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Рутковский，1894-1943），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任格伯乌秘密部第六处处长。1922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部第一处处长。1937年7月被捕，不久获释。同年8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开除，改任沃罗涅夫面粉厂车间主任。1939年10月再次被捕，1943年12月29日死于狱中。——校对者注

[13] 彼得·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Пётр Иоакимович Пальчинский，1875-1929），俄国经济学家。早年支持无政府主义，曾参与1905年革命。一战期间支持战争，组建俄国工业援助委员会。参加二月革命，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州州长。十月革命后被捕，宣布退出政治活动，此后两次被捕。1918年任俄国技术学会主席。20年代曾任职于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1928年4月被捕，1929年5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4] 梅契斯拉夫·亨利霍维奇·勃朗施坦（Мечислав Генрихович Бронский，1882-1938），1902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接近齐美瓦尔德左派，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活动。1917年6月任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鼓动员和宣传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副人民委员。1924年后任职于财政人民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1937年9月9日被捕，1938年9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5]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1939），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宣扬“造神说”和马赫主义。二月革命后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参与编辑《新生活报》。1921年任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5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被流放。1939年9月16日在狱中逝世。——校对者注

[16]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列瓦宁（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ванин，1868-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发表《16人公开信》，鼓吹取消主义。一战期间，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鼓吹革命护国主义。1917年8月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敌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措施，但也反对白军。1922年起长期被流放。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5年徒刑，1935年5月被流放。1938年3月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7]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十月革命后，加入契卡。1923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担任第一副局长。1934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被捕，1938年3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8] 阿纳托利·伊萨耶维奇·阿尼舍夫（Анатолий Исаевич Анишев，1899-1936），苏联历史学家、农业学家。1925年任职于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文化语言学，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6年作为反对派被调到塔什干共产主义大学。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29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党籍，1934年被捕，1935年被判6年徒刑，1936年4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9] 格里戈里·莫伊塞耶维奇·阿库斯（Григор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Аркус，1896-1936），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外汇局副局长。1931年任国家银行董事会副主席。1936年7月被捕，同年9月4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0]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沙罗夫（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аров，1884-1936），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为彼得堡纺织工人工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先后多次被捕，并被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任察里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职于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纺织部、工业人民委员会针织工业部、纺织信托委员会、贸易人民委员会进出口部。1927年参加“左派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党籍，不久悔过。1934年12月被捕，1935年1月被判8年徒刑，1936年10月17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1] 拉扎里·阿布拉莫维奇·沙茨金（Лазарь Абрамович Шацкин，1902-1937），1917年5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19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1921年任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5年2月被捕，1937年1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2]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1年参与组织工人反对派。1923年支持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33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被流放，1935年被判5年徒刑，1937年9月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3]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艾斯蒙特（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ич Э́йсмонт，1891-1935），1904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为“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任最高国民经济主席团委员、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国内战争期间，任红军供应委员会副委员。1924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任苏俄商业人民委员。1930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2年11月因发表对农业集体化政策不满的言论，遭人告密而被捕，1933年1月被开除党籍，并被判3年徒刑。1935年2月获释，同年3月22日因车祸去世。——校对者注

[24] 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费多洛夫（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1891-1936），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并被流放。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国内战争期间，任第13、1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党籍，1936年9月被捕，同年10月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5] 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弗里德兰（Григорий Самойлович Фридлянд，1897-1937），苏联历史学家。早年加入锡安工人党，曾为该党中央委员，任职于彼得格勒苏维埃。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入学于红色教授学院。1922年后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教授西方历史。1934年出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大革命史。1936年5月被捕，1937年3月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6] 佐罗赫·伊奥希弗维奇·弗里德曼（Зорох Иосифович Фридман，1908-1936），早年参加拉脱维亚共产党，之后参加德国共产党。1933年希特勒夺权后，避往苏联。1935年5月被捕，判处10年徒刑。1936年10月3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7] 艾布拉姆·利沃维奇·格林斯坦（Абрам Львович Гринштейн，1890-1937），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加入崩得。1912年出国留学，期间结识布哈林。1917年赴摩尔多瓦参加革命活动，当选为比萨拉比亚工会中央局主席、基希纳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1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参加红军，历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24年10月宣布成立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被判劳改3年，1931年刑期延长2年，1933年被判流放3年。1935年1月在流放地被捕，1937年9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8]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参与组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曾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委书记。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金属工人联盟书记。国内战争期间，被派赴乌克兰组织党建工作，历任基辅省委书记、弗拉基米尔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尔科夫省委书记等职。1926年任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1929年12月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9]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уклин，1876-193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开展革命工作，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多次被捕。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国内战争期间，任第25师政委。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活动，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34年12月被捕，1935年1月判处10年徒刑。1936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0]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利夫希茨（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Ли́вшиц，1896-1936），早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职于契卡，历任切尔尼戈夫契卡主席、哈尔科夫契卡副主席、乌克兰苏维埃契卡负责人。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悔过。1935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11月被捕，1937年2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1]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梅德韦杰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先后8次被捕，多次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组建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返回彼得格勒，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法庭主席兼政委。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活动，之后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4年因发表《致巴库工人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1926年悔过，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党籍，1935年1月被捕，1937年9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2] 奥库扎瓦三兄弟均于30年代末期被杀害，现将三人的生平简介列下：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库扎瓦（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883-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4年任工农监察人民委员。1927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流放浩罕。1936年1月被捕，1937年7月10日被杀害。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奥库扎瓦（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891-1939），苏联经济学家。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年被开除党籍。1933年1月被捕，被判流放3年。1933年12月再次被捕，被判流放3年。1936年被捕，被判劳改5年。1939年3月4日被杀害。
　　沙尔瓦·斯捷潘诺维奇·奥库扎瓦（Ша́лва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901-1937），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任格鲁吉亚库塔伊西省团委书记。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4年任第比利斯苏维埃鼓动宣传部部长。1926年任格鲁吉亚军事指挥学校政委，后任师政委。1932年任下塔吉尔乌拉尔汽车厂党委书记。1935年任联共（布）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1937年2月被捕，同年8月4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3]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1937），早年参加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任彼得格勒工商业工会书记。1920年任彼得格勒省工会书记。192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党委书记。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任莫斯科省党委第一书记。1928年因反对牺牲农村强行推进工业化政策，参加柳廷反对派。1932年被开除党籍，1933年被捕，宣布悔过，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7年5月3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4] 维托夫特·卡齐米罗维奇·普特纳（Ви́товт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Пу́тна，1893-1937），1917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军校毕业，任营长。1918年4月加入红军，先后在东线和西线作战，三次荣膺红旗勋章。1923年任莫斯科第2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1927年任驻日本武官，1928年任驻芬兰武官，1929年任驻德国武官，1934年任驻英国武官。1936年被捕，1937年6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5]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列普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лепко́в，1899-1937），1918年中学毕业后，担任教职。同年8月被德国入侵军逮捕，不久获释。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县公共教育局代理局长、拉脱维亚党委委员，不久派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及红色教授学院就学。1924年任布哈林的秘书，参与编辑《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刊物。1925年任《共青团真理报》首任主编。1932年被判流放3年。1930年10月因发表“保卫布哈林”言论而被开除党籍，1933年4月被捕，被判5年徒刑。1937年5月26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6] 扬·扬·埃内斯托维奇·斯坦（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Стэн，span>1899-1937），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辛比尔斯克省党委执行秘书。1921年入学红色教授学院，1924年毕业于哲学系。此后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革命与文化》刊物编辑。1927年任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副所长。1928年支持布哈林“右派反对派”。1932年10月被捕，1934年悔过，获释。1936年8月被捕，1937年6月2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7] 格里戈里·索洛莫诺维奇·扎伊德尔（Григо́р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За́йдель，1893-1937），苏联历史学家。1916年应征入伍，作为普通士兵参加二月革命。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基辅革命军事法庭人民调查员。1920年任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司法部代理部长、波多利斯克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0年代中期，任教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学院。1936年5月被捕，1937年5月1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8] 关于这一切，请参考列夫·谢多夫著的《红皮书》。

[39] 见《最后新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40] 雅柯夫·纳马莫维奇·德罗布尼斯（Яков Наумович Дробнис，1890-1937），1905年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参加波尔塔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地下小组工作，多次被捕与流放。十月革命后被派赴乌克兰，参与组建乌克兰共产党（布），之后作为乌共中央委员组织游击队抗击白军，先后四次被俘险遭杀害。1922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30年悔过，1936年8月被捕，1937年2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41] 《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42] 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Виталий Марк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897-1937），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期间，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指挥红色哥萨克骑兵师。1925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1927年任驻阿富汗武官，1930年任驻日本武官。1932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3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1936年被捕，1937年6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43] 德米特里·阿卡德耶维奇·施米特（Дмитр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Шмидт，1896-1937），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同年应征入伍，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宣传，并组织训练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被派赴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白军俘虏并被执行枪决，受伤而未死。之后领导布尔什维克地下游击队、红色哥萨克师战斗，多次负伤，两次荣膺红旗勋章。1924年任乌克兰骑兵学校院长。1930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参谋长。1936年被捕，1937年7月2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44] 《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45] 《真理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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