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两份文件
一九二九年，反对派分子秘密在莫斯科和外国公布了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之公布，不啻在当局衮衮诸公中引爆了一颗炸弹，因为其赤裸裸地暴露了主张的歧异，暴露了表现于政治斗争上的个人仇恨，暴露了“领袖”的受人唾骂。为要离开斯大林主义警察编制的历史，而呼吸党内斗争的真实空气，并彻底解释近日发生的事变起见，我们必须重提这两份文件。差不多是字真句实的解释；其中所指名的人，现在都被消灭了，或正在被人消灭之中。
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于坐了一个时期监牢之后，恢复党籍。季诺维也夫还在伏洛涅兹的谪所，加米涅夫则在莫斯科。这两人代表失败的左派，同时与那些不可屈挠的反对派分子决裂了，这些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坐牢。布哈林，党内右派的理论家，主张对于富农采取温和政策；他来找加米涅夫，代表他的朋友李可夫（那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托姆斯基（那时还是总工会主席）。加米涅夫将这次会谈要点秘密记录起来，寄给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几个亲密的朋友，这个文件终于泄漏出来了。这个记录是很长的，我现在摘录重要的几段。原文是用电报式的笔法写成的：
“布哈林：……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使整个革命陷于危险。我们要同革命一起灭亡。我们和他中间的主张歧异，比过去我们和你们中间的歧异更无限深刻得多……我已有几周没和斯大林说话了。这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只要能抓到政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随意改换理论，只为的排斥这个人或那个人。在七人团中（按：政治局的七个委员），我们被视为说谎者和骗子。他的让步，只是为的更加扼毙我们……我在那里宣读一篇声明书，而将原稿紧担在手中。（一片字纸都不可以交付他）他现在的工作就是从我们手里夺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夺去《真理报》，并以卡冈诺维奇代替乌格拉诺夫，因为乌格拉诺夫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至于他的政策，则有如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之生长，或是由于剥削殖民地，或是由于借外债，或是由于榨取工人。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也不肯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向农民征收贡税。
“二、社会主义愈生长，则遭遇的反抗亦将愈厉害。（真是一个白痴，完全是无知蠢货）
“三、向农民征收贡税时，若是反抗力厉害起来，则需要一个坚强的指导机关。自我批评不应施于领袖，只可施于执行分子。
“事实上，自我批评是用来反对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的。问题已不在于寻觅一个替罪羊了，这将使革命的命运陷于危急。照这种理论实施去，一切都会断送了的。”
之后，加米涅夫询问道：“你们的力量是些什么呢？”布哈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雅戈达……这事与八年后雅戈达之失宠显然不是无关的。“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布哈林说，“在最后关头出卖了我们。我想斯大林用了什么特别把柄拴住了他们两人。”
“布哈林：……倘若我们出头干涉，他们就要拿企图分裂党的罪名来扼毙我们；倘若我们不出头干涉，他们就要拿些小诡计来扼毙我们，并把十月间小麦歉收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
“加米涅夫：他们究竟依靠什么方法来找到粮食呢？
“布哈林：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又要用那每逢困难时就要用的非常手段。（按：即向农民征发粮食）但这是军事共产主义，这是自杀。
“加米涅夫：……你们呢？
“布哈林：……也许应当用一种更广大的手段去同中农和解。人们可以随意迫害富农，但必须同中农和解。可是在斯大林和那个蠢才莫洛托夫——这蠢才还要教我马克思主义呢，我们都叫他‘石头屁股’——统治底下，是没有办法的。
“不要让人知道我们这回会面，不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有人监听。格伯乌正追踪我，你也是被监视的。我来向你请教，但不敢经过秘书和中间人。惟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我同你说过话。”
加米涅夫写给季诺维也夫以他的感想：
“我将你的信交给他。他读后说：‘我害怕写了字的纸头’。他害怕有什么笔迹落在别人手中……他是非常之心惊的。有时情绪激动使他的嘴唇颤抖起来。有时他给人以一个走投无路者的印象。”（七月十一日六时写）
附加的感想（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夜间写）：
“一、一般说，是一个走投无路者的印象。他的话，关于我们的整个处境……他说：‘有时我对耶逊（他的秘书）说：我们的地位是无望的。倘若国家断送了，我们都要跟着完蛋。倘若国家得救了，斯大林能适应环境，我们也是没活路的。怎么办呢？遇到这一类敌人，遇到成吉思汗，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下等货，我们怎么办才好呢？’”
布哈林的议论：
“……（四）如果是我们发动辩论，人家就要以此来扼毙我们。中央委员会害怕辩论。……（七）我们不能发动辩论，因为立刻就要吵起架来……我们说：看呀，这个人将把国家引到饥荒和死亡去！——但他就要说：看呀，这些替富农和市侩担任保镖的人！（八）党和国家混合为一了，不幸就在这里！（九）斯大林要独自一个人操持政权。对我们让步时，他仍旧占据上风，以后他就来打击我们。怎么办呢？（十）索柯里尼柯夫说：你们要有一个更积极的政策，你们至少应要求调开莫洛托夫。（十一）斯大林只懂得一个手段：就是报复。他拿匕首刺入人背。我们要记得他的温和报复的理论。（十二）谢尔戈（按：即奥尔忠尼启则）是不可靠的。他走过来向我们痛骂斯大林，但却在紧急关头出卖了我们。”
最后的结论是：
“斯大林的政策将引到国内战争。他必然要以流血压平反抗。”
这一切之中最重大的，就是：布哈林预见得如此正确。第二个文件也是属于这类性质，写于莫斯科，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其中所引事实，不知内情的读者是不明白的，所以不能征引许多。我只摘录一两段。皮达可夫劝人勿同斯大林斗争，以为这斗争没有好结果。
“皮达可夫十分真诚地认为不可以出来反对斯大林，他说：目前惟有斯大林一个人，我们还可以服从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想错了，他们以为斯大林之后就轮到他们掌握政权。不是的，继斯大林之后是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当政的，可是我不愿意服从卡冈诺维奇那班人，我一定不服从他们。
“加米涅夫：那么你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皮达可夫：人家把国家银行托付给我了，我只求银行里有钱就够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如下的话表明他们的态度：“要紧紧抓着政府大舵。但要如此，必须依靠斯大林才行。所以我们不可迟疑付给他以他所要求的代价……。”几天之后，听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的消息，巴卡耶夫提议出来抗议。季诺维也夫跑去征求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这位列宁寡妻回答他说：“我们的话有谁会听呢？”
我们好像置身于法国执政府时代的幕后。再没有比读这些文件更痛心了，这些文件表示革命政权如何陷于污泥之中。个人在其中占不到什么位置。政治是人做的，必须指出某人某人的姓名；但大家见得清楚，这些人大部分离开一般人所谓“个人野心”是何等之远。皮达可夫带着厌恶和轻蔑之情说起的“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就是那些无廉耻无信念的暴发户，就是那些革命起来后投机的分子……皮达可夫同意只要能做一个忠诚尽职的银行经理就够了。他可没有机会来服从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因为他们知道了他对于他们的感想，已经把他关起来而且准备杀掉他了……
继承列宁做人民委员主席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和做《消息报》编辑的布哈林，固然侥幸得到不起诉的处分，但人家是分为三步，一连举行三次审判（其中一次，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今仍是完全秘密的），才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移送给刽子手，丝毫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对于失势的李可夫和布哈林两人重新开始侦查。这个奇怪的不起诉，使两人的地位更加难处。那些被枪毙的人，控告自己的话以及控告托洛茨基的话既然句句都是真的，非执行死刑不可，那么他们以同样的道理，以同样的言辞，控告李可夫和布哈林的话，为什么句句都是假的呢？右派第三个领袖，托姆斯基，没有等到被捕，没有等到不起诉，就自杀了。那些迫害托姆斯基的人，竟如此看不起世界工人，连托姆斯基是有罪自杀或无罪自杀，都不屑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之不起诉，似乎明白证明他是无罪自杀的；可是苏维埃法律有一条说：凡以精神或肉体的迫害，致使他人自杀者，应视同刑事犯治罪。为什么还不实施这条法律呢？托姆斯基，党内右派人物，最稳健的布尔什维克派之一，一生行为是很可敬的。死时五十六岁，从前是一个石印工人，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成为烈韦里城苏维埃委员。以后蹲了八九年狱，经过了几次流放，几次脱逃，几年的秘密活动生活，终于被判终身流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将全俄总工会指导工作托付给他，他于是尽力奋斗，使工会在国家之中得尽保护劳动者的真实职能。
李可夫和布哈林之得以暂时自由，不过为的免得一下消灭列宁时代的政治局罢了。[1]
在专制的国家里面，上头的把戏，要机械地一层一层演下去，直至于最低层。今年九月七日《真理报》当作滥用职权事例而泄露出来的格罗伯事件，表明我们现在拿一九二九年的文件来解释一九三六年的死刑案件，是何等的有道理。我们试略述这一事件。在一九二七年，少年共产党员格罗伯，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所属的党支部之内，说了几句话，足以引起反对中央的嫌疑。受了惩戒，他立刻就悔过了，而且成了一个很好的附和主义者。在之后的九年中，他很正直地工作，从不敢提出一点批评或一点意见。今年，“警戒运动”发起了，有命令，要人暴露旧日的托洛茨基派、假悔过者、德国盖世太保侦探等等。一个告密者提起了格罗伯九年前那篇可怜的小演说，而我们这位可怜人立刻就被开除党籍了。他的弟弟（十九岁）和他的妹妹（十七岁），都是青年团员，而且是米高扬工厂的斯达汉诺夫分子——可见是模范的工人——也都被共产主义青年团开除团籍（大约还被逐出工厂；至于格罗伯本人则一定被捕了的）。工厂报纸发表评论说：“人们揭露出了反革命党格罗伯一伙的残余分子。”大家试想想看，这种无理压迫底下的牺牲者，他们在精神上的以及物质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们无论何处都不敢露面了……另外三个青年团员也被开除团籍了，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揭发这可怜的格罗伯的假面具，格罗伯的另一个弟弟，担任青年团区委委员，被开除了……两个老党员，当初介绍格罗伯入党的，普洛维茨卡娅和哈尔佩林，被开除了……另外两个老党员，沃多莱斯基和杰尼索夫，也受到了同样处分，因为他们在一九二七年时宽容了格罗伯。这一切人，不用说也是被工会开除了的。逐出了劳动界，准备走上集中营的道路……——然而这一次这些人侥幸得很：这回《真理报》却认为是机关大惊小怪，这格罗伯事件，根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的，绝对没有什么事情的……
但是，倘若格罗伯在一九二七年果真多说了几句什么话呢？
注释：
[1] 译者按：果然不错，这两人以及其他好多人，终于在今年春季被斯大林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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