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老人与第四国际
那些如疯如狂的迫害，使制度的骨干摧折的，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除了恐惧和仇恨以外。恐惧，为了他自己，为了制度，为了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活力了（采用秘密投票制，这种不信任下层官僚的办法，仍是无补于事的），社会主义败坏了，而他自己从此在卫兵的掌握之中。
能替换他的一班人，都被他事先预防一一枪毙了，惟有老人还留在世间。
老人，凡流的血没有一滴不溅在他身上，他仍然存在着，而且更加伟大了。
流放于阿拉木图，放逐于普林基波，软禁于挪威，受过了好多年的辱骂，历史被人有系统地篡改了，词典上抹去关于他的事情，博物馆内除去关于他的东西，他的一切政治上的朋友都关在牢内，也许明天都要被这样或那样杀死的，——但老人，恰如一九〇三年同列宁在一起时一样，一九〇五年当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苏维埃主席时一样，一九一七年和列宁并肩站在群众前头时一样，一九一八年在斯维亚日斯克战役时一样，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勒保卫战时一样，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中领导他所创立的红军时一样，他仍旧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领袖，——一个不可屈挠的被迫害者的政党，一个既无金钱又无群众的国际政党，但它守卫着传统，保持并革新理论，而且完全出于忠诚。老人托洛茨基，其实并不十分老，只有五十七岁；全世界人都想着他，因为人家禁止全世界人去想他；他有“领袖”所没有的一切：一个革命者的灵魂，一枝才华横溢的文笔，一些愿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人。
老人存在一天，胜利的官僚就没有一天能安枕的。十月革命的一个头脑存留下来，如今是最高的头脑了。群众一经抬头便要倾向于他。三个月之后，困难问题开始出现，苏联全国，不管人们如何诬蔑，都不得不想起这位“胜利的组织者”。至于那些大狱，则每个人都明白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都明白那些御用小丑们的控告书值得几文小钱，大风起来时，只一阵就将这些臭秽之气吹得无影无踪了。
老人一生都是为革命服务的，他坚强而忠贞。他的错误也是出于正直和热情，并不能减他的分毫。从一九二〇年，他就主张新经济政策；从一九二二年主张工业化；从一九二三年主张以党内民主制和反对官僚的斗争来改造党；一九二七年他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三一年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若能照行，德国可能将免除纳粹主义之祸害；他又攻击强迫集体化和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类的“经济冒险”；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就预见斯大林今日所行之事了：即是谋杀列宁的党。
只要他的书能传入苏联去，“天才领袖”的地位便要动摇，而伟大年代的布尔什维主义便要重新觉醒。无疑的，没有一本书能传入进；但谁能担保这万里长城不会有几处缺口呢？
社会主义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依靠新特权阶层而得到胜利，使得第三国际又来了一次转变，屈膝跪吻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最剧烈的一个国内战争中，资本主义财产制基础由于客观演变已经动摇了，西班牙共产党反而宣言说：“我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制度，以保卫共和政体。”但共和国大总统阿萨尼亚先生，绝不是共产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同一种言语，他还签发命令没收叛乱者及其党徒的私产。第三国际由于支持力量的变更，如今放弃了阶级斗争，转而与中等资产阶级精诚团结了；而这点好像还只是倾向于备战的种种复杂的广泛范围中一个小手段而已……老人则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全副武器，拿第四国际的思想，与之对抗，——这思想是初起的，还没有什么力量，但已经起了发酵作用了。
让某些报纸的新闻记者去说什么德国盖世太保的阴谋吧，就像他们的同事在过去也将第三国际说成什么收德国人钱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
这些新闻记者，无论如何怎样造谣，将来战争爆发时，或没有战争而阶级斗争活跃起来时，这个思想将要成为一种新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萌芽。
尤其是在俄国。斯大林的恐惧和仇恨（也许夹杂有一丝的良心谴责）是有先见之明的。所以凡是能反对托洛茨基的，什么手段都准许使用。奇怪的，就是他们居然成功侵犯了庇护政治亡命者的公约，以及一般的国际公约。苏联以恐吓的口吻要求挪威软禁和驱逐它的流亡者，而果然达到目的了。就连沙俄专制皇帝的政府都不敢梦想到此哩！当沙皇们躲在宫殿中瑟瑟发抖时，那些恐怖主义者则公然在日内瓦、伦敦、巴黎逍遥快活。……托洛茨基的文件，寄存在巴黎社会史研究所，竟于去年十一月间被劫了，劫盗者是一些灵巧的专家，备有乙炔喷灯和汽车，依照训令行事，一丝一毫不动其他的东西。不要害怕，这些强盗专家是捕不到的。当墨西哥答应为“这颗星球上无签证”的人庇护时，墨西哥共产党便宣告说：它要制造混乱以阻止他的登陆。在巴黎，为尊重庇护政治亡命者公法的国际局，被人请求对挪威软禁托洛茨基事发表意见时，竟客气回答说：这个团体只关心于受法西斯迫害的人……这个团体竟认为，被苏联迫害之后驱逐出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没有与德意两国亡命客平等的权利吗？真是奇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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