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设在西班牙的圈套
今日的世界，一切事情是互相牵连的共同体。惟有盲目的人，才会看不见：在苏联，革命遭逢的灾殃，劳动者身受的祸害，也从其他各国苦痛地和危险地反映出来。我们亲见的和参与的社会革命，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决不会限止于人造的国家疆界之内。斯大林刚排除他的潜在的敌手，刚枪毙了那十六个人，以为官僚共产主义从此可以安然向右转了，谁知阶级战争在西班牙爆发，使他陷于最难处置的地位。
起初他不理会。理论是：不要历史。西班牙法西斯的胜利，马德里的危险，才迫得他钻出头来。佛朗哥在西班牙的胜利，苏联的事实同盟国——法国，便受到了法西斯的包围，此时欧洲的均势就要变动而有利于德国。这是出头干涉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这样：已经处死了列宁的伙伴，屠杀了旧党，若再坐视西班牙工人阶级被屠宰而不救，那就放下假面具了，那时国内托洛茨基派之批评更得有重大理由，而他连表面上的革命威风也保持不牢了。反之，若在俄国人民和世界工人阶级面前装作西班牙民主政治的大救星，则有好多罪过可以得人宽恕，而从政治上巩固官僚制度。
经过两个月严格的不干涉之后，斯大林决定了。罗森伯格[1]到了马德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到了巴塞罗那。军火运到迦太基及其他地方。而这并不是违反不干涉协定的……苏联从来未放弃与正式政府通商的权利。事实上这是做得对的，不受法西斯国家所愚弄。
但问题是仅仅在于打败那些叛乱的将军，如人们表面上所说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处在一个工人革命的临界点吗？问题是在于拯救一个共和国吗？——那些将军就是它所孕育的，那个军队就是它所供养的，那个反革命叛乱就是它所准备的？难道不是在于建立另一个共和国，一个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吗？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是某人或某人所能解决的。问题之解决在客观演变之中。在马德里，在瓦伦西亚，在巴塞罗那，已经必须宣布没收法西斯屠夫的财产以为集体利益了。事实上，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中心，即加泰罗尼亚的全部生产，已经由工会来管理了。民兵是工人团体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西班牙工人阶级流了这许多血，难道是为的将来，于获得代价极高的胜利之后，好将政权推让出去吗？
战争延长下去，贫困日益加增。要图复兴只有两种办法：指导经济和定量配给。但谁来指导呢，为谁的利益呢？口粮又是怎样分配呢？难道是劳动者每日分得少许食粮，而辛辛苦苦地，为了轰炸后从巴黎、热那亚、罗马、里斯本等地回国来的少数资本家和地主之利益，而工作，——这样一种指导经济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指导经济，即是为集体的利益，而由受过最大牺牲建了最大功绩的人来指导，一句话：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法西斯或社会主义。介于此二者中间的地位，反动派已经失去了，工人、农民及中等阶级则不需要。
我并非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者。我是在发现那受群众力量决定而自成的事变之方向。若自以为反抗潮流，则只有增添斗争和痛苦罢了，即使不是助成了法西斯在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之下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发生决定的和良好的作用。斯大林政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大的报纸和舆论机关，对于某几点保持一种奇怪的缄默。那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无疑是出于同一理由吧？可是这并不是战略上的秘密，而且敌人早已知道了。这首先是为的对工人阶级隐藏起来。
在西班牙有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P.O.U.M.），所谓反对派，即是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国家制度和他的官僚主义。这党的创立者华金·毛林、安德烈乌·宁、戈尔金[2]、安德拉德[3]，全都被共产国际除名了。毛林已经被叛军枪毙了。这党在火线上丧失了好多优秀分子：埃切贝赫[4]，第一摩托化纵队队长，牺牲在马德里城下；何塞·奥利弗，牺牲在加利西亚；杰米纳尔·维达尔[5]和佩德罗·维拉罗萨[6]，牺牲在阿拉贡。从战死的数目来说，这党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全国劳工联合会”。
这党于本年十月间在马德里成立青年团，即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斯大林派，即正式的共产党，他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党自称为“社会党”，在马德里的青年团自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在自己刊物里面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成立青年团，他们指为是一种“大逆”，一种“有利于法西斯的把戏”，他们说“要拿点颜色给叛国贼们看”。（原文如此）他们做的更凶：一群匪徒捣毁了马德里这青年团的机关。这是卑鄙手段第一次用于西班牙革命的民主政治之下的。
当保卫马德里的各党派联合会成立时，那唯一未曾离开首都的委员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委员会，可是这党虽然有几千名战士在火线上，却被排拒于此联合会之外了。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告知这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说：他们是受了斯大林党和苏联代表团的双重压迫才违反西班牙大多数战士之意见而决定排拒这党的。这党的中央机关报，巴塞罗那的《斗争报》，以可赞美的温和态度评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说：“这是不可忍受的：人家给了我们一点帮助，就要强迫我们接受钦定的政治形式，就要使用否决权和事实上指挥西班牙政治。”
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马德里的机关报被禁了。人家后来知道，政府受了多大压力才做这事情。这是第一次侵犯了西班牙革命的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
《斗争报》揭露了苏联外交官和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工人政治中施行的这种野蛮的干涉，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竟致书各报诬蔑《斗争报》是“国际法西斯收买的报纸”。于是开展一种诬蔑运动，其动机、其动力及其自相矛盾的说话，是一见可知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这党加入了第三国际），诬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战士是“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密探”，又添加一点说：这些是残余的托洛茨基派，因之是德国盖世太保的侦探，“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两案已审出来了……”。果然，一切事情是互相牵连的。你看这些丑恶事情是如何互相为用，又是牵扯到多么远去。可是人家谋杀俄国老革命党人，正是为着更易于扼毙西班牙革命党人的！
无须乎列举一堆的小事件（譬如滥用无线电、出版检查、出版物等），足以表明加泰罗尼亚政府各机关受了一党把持，其目的就是不择一切手段来排斥另一个工人组织。经过多次阴谋之后，疮毒发作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出政权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以外，以此引起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总辞职（十二月中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言人科莫雷拉先生[7]发表谈话，攻击极端主义，并要求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些“侮辱苏联的人”必须排拒于此政权之外。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四万党员，其中有六千民兵，是不容易排除的，尤其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简称C.N.T.）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简称F.A.I.）两个团体的革命的信义来援助它；这两个团体应当明白，它们也会轮到这个命运；它们也许不会忘记，共产党议员埃尔南德斯先生[8]八月八日在马德里宣言：战胜佛朗哥之后，“就是收拾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之时”。
听到了斯大林派势力，在瓦伦西亚，在卡巴耶洛政府旁边，已经征服了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势力，是没有人惊奇的。这是有明白的原因，譬如机械化武器；这而且是很自然的。但这个势力，运用于一种很可怕的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机关报，《工人团结》，暴露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在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报写道：“我们的民兵所以不能在阿拉贡方面发起进攻，乃是因为缺乏必需的弹药，同时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保守政府却是什么都不缺少的。这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同一日我又听到了，这个势力又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拒于保卫阿拉贡的各党派联合会之外，——然而这党的纵队在孟特阿拉贡和埃斯特列科金托建立了好多的战功！
归根结蒂是由于政治主张重大的分歧。斯大林不要法西斯的西班牙，但他也不要西班牙行一种工人民主政治，不能给他操纵，而且给世界以与他不同的榜样。《斗争报》的态度总是异常温和的，它在十二月十五日写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斥了我们之后还不满足的，它还要干脆地取消工人阶级已得的一切胜利品，而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同意的……”换一句话说：斯大林派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反对工人阶级。
从列宁到斯大林，这中间有很遥远的道路。
注释：
[1] 马塞尔·伊兹拉伊列维奇·罗森伯格（Марсель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此后任职于外交部门。1936年8月任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1937年2月被召回国，同年12月被捕。1938年3月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2] 朱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1922年被迫流亡，1929年赴苏联，同情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1931年返回西班牙，宣布与共产国际决裂，加入西班牙工农联盟。1935年马统工党成立后，任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7年6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39年越狱，流亡他国。——校对者注
[3]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iguez，1898-1981），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任中央委员。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张而被开除。1930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组织“共产主义左派党”。1935年与工农联盟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任中央委员。1937年6月被捕，1938年底获释。1939年流亡法国，1940年因参加反抗活动而被德国入侵军逮捕，1944年8月被游击队解救。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5月1日去世。——校对者注
[4] 伊波利特·埃切贝赫（Hippolyte Etchebéhère，1900-1936），1924年加入阿根廷共产党，1926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张而被开除。1931年赴欧洲，参加欧洲各国左派反对派活动。1936年7月赴西班牙，参加马统工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同年8月16日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5] 杰米纳尔·维达尔（Germinal Vidal，1915-1936），早年参加工会活动。1931年加入西班牙工农联盟，被选为巴塞罗那工会主席，并担任伊比利亚共青团中央委员。1934年被选为伊比利亚共青团总书记。1936年7月19日参与巴塞罗那武装起义，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6] 佩德罗·维拉罗萨（Pedro Villarosa，？-1936），西班牙马统工党党员。1936年7月19日参与巴塞罗那武装起义，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7] 胡安·科莫雷拉·索勒（Juan Comorera i Soler，1895-1958），西班牙记者。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主义党总书记，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战后，流亡他国。二战后，被指控为铁托政策的支持者，开除党籍。为躲避暗杀，于1951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54年被捕，1958年在狱中死去。——校对者注
[8]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托马斯（Jesús Hernández Tomás，1907-1971），早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参与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普列托的暗杀行动，未遂。1931年赴苏联，入学于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1932年共产国际放弃“工农政权”而采用“保卫共和国”政策，被选为西班牙共产党新任领导人之一，1933年返回西班牙。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任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后改任教育与卫生部部长。内战后，流亡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2年在党内斗争中失势，1944年被开除党籍，逃离苏联。1953年出版回忆录《我曾是斯大林的部长》。1971年死于墨西哥。——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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