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履锵文存

三、书简


1.与王凡西通信

(第一至二十封)



  这里所收录的是王凡西同志从1996年至2002年12月30日逝世前写给我的47封信(可能有少数几封没有保存)。
  我年青时读过连根的文章,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同志,他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代革命家,我给他的信称他“根叔”,他的来信称我为“兄”,开首惶恐得不自在,我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始终不改。后来想,这可能是老一辈的一贯作风,老先生陈独秀给王凡西的信也称他为根兄。
  我给王老的信,随笔写下寄去,没有留底稿,只有少数几封,因为写得太潦草了,謄写后寄去,才留下原稿。
  王老的信,竖书,繁体字。这里改为横书,简体字。个别认不出来的字用□号,可能错或遗漏的字放在[ ]内。

周履锵于2011年10月


  三年前,我将老前辈王凡西给我的信整理打字输入电脑,曾给少数朋友阅读。去年一位在英国留学攻博,且专攻中国托派史的青年杨阳,到英国里兹大学寻找王凡西去世后交其保存的资料,意外发现有我致王凡西老人的信,他拍照后分两次给我,共三十多封,数量少于47封,可能只是我致他的信的一大半。现在我将之与王老给我的信配对,重新整理。原信内容照录,只更正几个错别字。这份资料也可称《王凡西与小周通信残集》。

周履锵于2014年10月



(一)1996年8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我名周履锵,70多岁了,老朋友仍叫我小周。从李培去世后,我帮郑老做一些工作。您给他的信都读过了。不过我住得远且仍在工作,每周只能到郑老家一次,所以不能将他给你的信及时誊清,致使你有时看不清楚。
  这次与世文公司施用勤先生洽谈《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事宜由郑老和我与之进行,具体联系由我做,但原则由郑老掌握。签约后,我们还送给他郑的《回忆录》《怀旧集》;并将你的《双山回忆录》和班顿的《山火》借给他;让他看《俄国革命史》和阿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等书,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我向他介绍《山火》时,说明这本书类似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写的是红军长征,班顿写的是新四军的敌后斗争,他对我的介绍饶有兴趣。
  最近施用勤给我来信,现摘录有关的几段:“王先生的《双山回忆录》我已拜读,觉得此书不仅对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有价值,对了解中共党史也是必不可少的”。“班顿先生的书我目前没有时间看,不过,我觉得此书很有价值,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如果您与班顿先生联系方便的话,是否能请他授权出版中译本。如班顿先生同意的话,即使敝公司不同意出版的话,我可以联系其他出版社”。
  请将此信息转告班顿先生。前几天你曾寄来班顿同意翻译的打印件,但那抬头写的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施用勤并不是那个出版公司的人员,而是世文公司的。《我的生平》只是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挂名出版,实际由世文公司出资并经销。《先知三部曲》也由世文公司出资经销,但挂名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所以请班顿另写一授权函,抬关直接写施用勤先生(Mr. Shi Yong-qin),授权出版中译本,版权由承印的出版社与加里弗尼大学出版社接洽。
  《山火》只有送郑老的一本,现借给施用勤了。如仍有存书,请他再寄一本。
  我上周给施寄去《俄国革命史》的《序言》和《译后小记》的复印件,建议他们出版《俄国革命史》。施来信说:“关于《俄国革命史》一书,我目前没有精力,待《先知三部曲》有头绪时再考虑”。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争取出版《俄国革命史》。
  这些事本应由郑老写信告诉你,怕他的字你看不清,以至误事,所以我先写就,待后天去见郑老时读给他听,他认可后附在他的信中。
  祝您
安健

小周于8月17日



(二)1996年12月19日王老给小周信


  周兄:
  收到你寄来的勘误表好多天了。今天才有力气仔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好。此书如有机会再版,必须照此表改正后付排。我因终日头痛,眼力也差,此书出版后始终不曾从头至尾再读一遍。朱正指出了一些错误,你这次又指出了许多,书中也许还有错字,但相信已接近完善程度了。
  你的校对很仔细。我粗心大意,脑筋又不能集中,以至错误百出。不过校对也实在难,所谓“校对如扫落叶,扫了还有”,诚然。
  朱正勘误表就是你寄来那一份,此外没有了。现将原件寄回。
  我躺着写的字,非常难认,希望你能看得清楚。问

弟根上 19/12/96


  周注:1998年8月郑老逝世以前,王凡西老人与我没有直接通讯,来往书信,都是附在王凡西与郑超麟来往信中的。


(三)1997年1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谢谢你的附信。我这里也给你拜年,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是农历年初一。孙洪伊应改为孙几伊,已通知班顿兄,让他在译稿中改正。大约在二三个星期前,寄上班兄写给“世文”公司施先生的信,谅早已收到,并已经转去了。未知对方的意见如何。班兄深知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他准备接受翻译时把一些“碍眼”的段落删去或改变。只是不愿见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他希望对方能事前比较具体地告诉他应删或应改的段落。
  我身体还好,所苦的只是终日头痛,无法用脑,目力也越来越差,看书用放大镜,如果越过半小时,那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不见了。最近勉强校阅了《谢山诗词》,结果许多错字都漏校,深感不安。你若有时间,最好能再校一遍。祝
新年如意

弟山上 31/1/97



(四)1997年3月3日小周致王老信


  凡西先生:
  班顿先生给施用勤的信已经转去,今收到施给班兄的信,请你转交。据我所知,他们是打算出版《山火》的,而且着手翻译了。他们考虑的只是能够获得出版,一般是不会删改很多,只会在个别有碍审批之处稍加修饰而已。史实部份是不会改动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是大有好处的。
  据施给我电话,《先知三部曲》今年上半年可以出版,现在已经校对完毕。经我们推荐,他们还准备出王观泉的《陈传》大陆版。待这几本书完成后,拟与之联系出版《俄国革命史》。
  你给郑老的信都读到了,附给我的信也收到。我视为您对后辈的鼓励。郑老身体很好,经常要喝几杯绍兴酒,只是视力很差,他写的字连你这位老友都认不清了。
  年前我去了一趟温州,见到一些老朋友,王国龙,周仁生(沈念)嘱我向您 问好。
  祝您
  健康长寿

周履锵上 1997,3,3



(五)1997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三月三日的信,很高兴。班兄现在日本京都,尚未得他的通信地址,施君信当等他来信,并知道他的确实地址后转寄。知道《三部曲》今年上半年便能出版,非常开心。王著《陈传》(王观泉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如能出版,当然也是好事,只是书中错字太多,事实方面亦间有不确切处,将来如能出版,当请著者把某些明显的事实误记处加以改正。
  《俄革史》据以前超兄的信上说,“世文”方面认为译笔停留在“三十年代风格”。因此他们如决定出版,或请人另译,不知这看法最近是否有了改变。
  所谓“三十年代风格”,据我猜想,大概见到译文中“底”字和“的”字的用法不同,以为我们的翻译也属于当时鲁迅和冯雪峰等提倡的所谓“硬译”作风了。其实我们的译法与所谓“硬译”“死译”完全不同的。
  将来“世文”若终于重印该书,对我们说,自是大喜事,希望你终于能促成其事。
  你编的《双山》勘误表,请复印一张给我。因香港的出版者想印一张夹在尚未售出的书中。
  王、周(王国龙和周仁生)二位我记得都会过,只是年份隔得太久,印象都很糊淡了。去信时也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有一个问题,关于连正炎的。他的事都是已故王国权告诉我的。他寄给我连的照片,写了他的生平。最初写的是连正祥,接着他来信改正,说连的名是正炎,不是正祥。但去年温州朋友翻译班兄的“访问记”时,把“炎”又改为“祥”了。不知究竟哪一个字对。有便请查问一下。 问好。
  超兄不另。

老王 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六)1998年1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新春将届,向你拜年,祝你健康长寿。
  今天我和吴孟明(独秀大姐之长孙,吴季严之侄)谈论了超老的健康情况,认为必须向你通报。
  超老去年体检时,发现胆囊的肿块比过去增大,还怀疑肝区有病灶,疑为癌肿。今年元旦,发现腹泻,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第二天晓芳去请医生,医生嘱先将大便送去化验。结果发现有隐血,系胃出血。当天就住进医院。入院后全面检查,B超发现胆、肝都有肿块,周边不规则,是癌肿。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肝癌,且已转移到胃等处。依据超老的年龄和病情,既不能动手术,也不能进行放疗化疗,只能保守疗法。病情还未告诉超老,他本人要出院回家。于是请中医会诊并开了二个星期的中药,于十七日回家疗养。
  在住院期间,我去看望超老时,他对我说,已写信告诉你他病了,还向你“告别”了。超老还对我说:“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老王、子春和我就是三个火枪手,快只剩下老王一个了。”可见他对本人的健康是很清楚的。我们对这位大陆硕果犹存的前辈很是担忧。但我们也回天无力。
  我们现在拟做的:1、用中药保守治疗。传统中药,对一部分癌症患者有效,不少严重的病例,经治疗,存活三、五年以上。我们希望超老能活到2000年;2、拟将电话功能改为国际直拨,让你们这两个火枪手能直接通话。
  《记尹宽》已收到一本。

小周上 1998, 1, 18



(七)1998年1月2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廿一日收到超兄的“告别信”[1],信未写完,未具名,无日子,邮戳日期是一月七日。离开现在快二十天了。日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有否进医院,是否真如他来信所说的那么严重,请你告诉我。
  人不能永生,总是要死的,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贡献,而且能继续贡献,总希望他多活一天好一天。从感情上说,生离加死别,更是难堪的事。
  得他的“告别信”前后,我曾有一、二封信寄给他,还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料均收到。下次你去探望他时,请问他一声,或问问小芳。信中有一封信是请他转给陈道同的;小册子(《谎言与真实》)是请他转给唐宝林的。倘二者都在而尚未转寄,麻烦你办一下。
  我的毛病比二月前好得多,又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只是头痛依旧,以致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活着,实在毫无意义。年来眼见我同辈的朋友甚至小我一辈的朋友都先后逝去,真正感到无限寂寞。现只希超兄的病尚能好起来,至少活到一百岁。祝
新年安好

根上 九八年一月廿六日


  又:
  《谎言与真实》是唐宝林写信给老超要的,因他见了香港杂志上的广告,怀疑这是我写的另一本批评他的《中托史》的小册子。
  超兄近年写的文章,我这里大抵都有,只是我不善整理、保存,精力又差,不曾编出一个完整目录。你是否可以编一个目录?最好超兄尚有足够精力,能够和你合作编一个出来,寄给我。

  [1]周注:“告别信”是郑超麟直接寄给王凡西的。1998年1月,郑超麟住进仁济医院。医生和亲友,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他。可郑老心中清楚自己患了不治的癌症。于是他写了一封致相交七十多年的老友王凡西“告别信”。
  从这封信开始,王老给我的信,都是直接寄给我的。


(八)1998年3月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二月十二日寄来的“综述”与附言。我前些时被迫写了一篇短文(班兄英译的陈独秀最后论文的《前言》)。以致头痛加剧,引起其他宿疾,狼狈不堪。现在好了些,但仍无力写较长的信。
  唐宝林最近托人到香港购买了一大批我们的朋友出版的书,可见他仍不相信《谎言与真实》并非针对他的。他对我有极大误会,觉得《陈研》不能在海外推销,也是我在捣鬼。其实把我看得太坏了,我批评他的著作,但我仍然看重他为陈研做的工作。
  超兄病情好转,可喜也,但愿医生诊断有误,他所患的不是癌症。不过我们仍应劝他不要过劳,绝对不要喝酒和咖啡。可写与可不写的文字,还是不写的好。访问应该谢绝。他兴致好,有时难免过劳。
  十二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上半篇发表在香港的中报月刊上,下半篇被腰斩。此文我以为老楼曾寄沪,但超兄说没有,日内当复印一份寄上,你们阅后盼转给道同。
  头痛仍剧,信写得一塌糊涂,祈谅。问

老王 九八年三月一日



(九)1998年8月11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超麟同志逝世的消息,想必你早已知晓,小胡也会将详情奉告的。
  子春同志去世时,你哀叹三条腿的板凳断了一条腿,而今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超麟同志一去世,我们家里就断了主心骨,家业不兴,后继乏人,实甚可悲。今后,请你来信教导我。你年事已高,不敢企望你经常来信,但总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如一、二个月)能通讯一次,你也不要写得太多,只希望不要断了联系
  你与超麟来往信件是最珍贵的,日后争取汇编出版,你给超麟的信都保存完好,但超麟给你的信没有留底,你可否将这批信复印寄下。超麟晚年的字很难辨认,我当尽力给以破译。
  请你珍惜保重,这宝“根”力争长存,并能发芽结果。

  小周上 8,11
  地址:上海北京西路524弄4号周履锵收



(十)1998年8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本月十一日的信,十七日就收到了。迟迟才复,因身体不好,又要勉强写了一篇悼念超兄的文章。悼文已草草写成,有一份已寄小芳,复印本太少,不另外寄给你了。
  超兄一死,我再没有一个与我同辈的朋友了。悲痛难免,但我最痛切感到的是寂寞。年轻的朋友当然有,但无法代替相交七十年的老同志的。
  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周注:只是半盲)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
  他给我的信,最初是由子春转达的,子春死后,他才直接与我通信。他的信写得很勤很好。可惜,我不善整理,也无力气整理,以致随便乱放,有的也许失去了。他、子春与我的文稿,已与里兹大学言定,交给大学图书馆保管。将来他们会雇人整理,编出目录。
  《三部曲》何时能出来,时念。班顿君的《山火》,北京的朋友有否进行翻译,请便时告知。匆匆祈谅,祝
安健

根上 九八年八月廿四日



(十一)1998年10月12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八月廿四日的来示,早已于九月一日收到,你写的《悼念郑超麟》也已读到。记得你的《双山回忆录》序言中曾说:“想不到,我在回忆录中已写了悼文的郑超麟还活着,读到了我的回忆录,还寄来了校对材料”(大意如此)。可如今你真的为老友写了悼文了。你的深情怀念使我感动不已。我复印几份寄给自己的朋友。
  现在“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愿你珍重,健康长寿,发挥“枪手”的作用。
  我已经打电话向北京施君询问,承告《三部曲》十一月能出版,班君的《山火》正在翻译。班君原先由超老为代理人的,现在超老去世了,不知班君意见怎样?是否同意由我作为他的代理人与北京施君继续联系。如果这样,最好有班君的委托信(中英文均可),打交道就方便了。
  超老晚年,半聋半盲兼半残,但仍坚持工作著述。超老去世后,他的几位侄儿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我对他们说:虽然我帮助老人做了一点事情,但我得益更多。总起来说,是“意因精神”使我受到教育。
  老人走了,深感后继无人。唐宝林最近给我的信中说:“郑老去了,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动态》受郑老之惠最多,我担心从此难以维持下去,还好!由你、晓芳、王观泉、王凡老等热心朋友的继续热情支持,还可挣扎下去。”这位唐兄虽有一定的缺点,毕竟他是官方指定的学者,但他多年来从研究我们的文章,以及和郑老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情者,他所主编的《动态》,是唯一的一份倾向我们的刊物,所以宜给以支持的。就我来说,“本钱”太少,日后会使他失望。
  《郑超麟晚年文选》已出二卷了,香港书店已能买到。我也已见到了样书。第二卷的后半部《鳞爪集》是首次面世的,其余都是已出版过的。《最后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收入第三卷。这三卷集的出版,完全是范用、罗孚二位的帮助。
  匆匆,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于10月12日



(十二)1998年11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月十二日的信同月十九日就收到了。一直想写回信,可是始终无力提笔。人实在太老了,是安息的时候了。超兄死了,我不曾流泪,反而觉得“羡慕”。宗教家把老人的死去称之为“释劳归主”是有道理的,虽然我绝不相信“主”,但释劳却是确实的。我是“三个火枪手”中最差的一个,郑、楼二兄都比我强健,他们二人几乎从不害病,我却是自从三十岁开始,一直为病魔所缠,特别是肺结核,每年必咯血数次。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寿限最长不会超过五十,谁知竟一挺再拖地拖到九十二岁,这真是韩愈所说:“强者夭而病者全”了!
  一九九八年又快过去,希望一九九九年我有幸“释劳”去追随二位大哥于“地下”。
  唐宝林先生于超兄逝世后给我来了一信,非常友好,我回了一信也非常友好。但同时收到日本朋友转来的唐的著作《简答王凡西》,为他的三个论点辩护:1、老托确曾主张于一九一九年派兵出国去援助世界革命;2、说楼国华自称“陈独秀专家”是根据濮德志的文章;3、伊洛生与格拉斯被捕乃根据喻守一的供词。他要求此文在日本的“托研季刊”发表。日友问我的意见,我不得不勉力答复。我特别纠正他的第三点,引了伊洛生遗孀和格拉斯当年在沪至交白克曼的信,他们都证明并无此事,我把二人的信译出寄给唐,请他老老实实改正错误,不要作多余的争辩。迄今将近一月,未得回音。我深知此人的长处与短处,也主张应与他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主张作过分迁就。头晕,不能写下去了,问

弟根上 10/11/98


(十三)1998年11月4、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今天我接到北京施用勤电话,他们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由中央编译局出版,仍采用内部发行。而现在所谓内部发行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是公开买得到的。施要我与你联系,请你允许他们出版。你如认为可以,即给我来信。上款写:北京世文图书公司,表明同意出版,稿费由周履锵收转交你在国内的女儿。
  来信请告诉你的女儿姓名地址电话等,便于我与她联系。郑老去世后,很少见到郑晓芳,我和她休息日不同,很难见面。
  如接来信后,我立即将你同意出版的信及我整理的勘误表寄北京。
  《三部曲》下月出书。
  祝
秋安

小周 98,11,4晚


  以上是昨晚写的,临睡时又想到一些,再写几句。
  你同意出版的信可写:
  北京世文图书公司施用勤先生:

  接周履锵的来信,云你电话通知他,你们拟出版拙著《双山回忆录》,我很高兴地同意你们出版。兹委托周履锵与你们签约,该书出版后的稿费,也由周履锵全部转交给我在大陆的妻子。

  你如果委托他人,请写明姓名地址及联系办法。
  《三部曲》出版后,施用勤要亲到上海。届时我打算向他推荐《俄国革命史》,如能接受是最大的喜事。

小周又及 11,5晨



(十四)1998年11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前天勉强给你写了一封回信,谅已达。昨天接到十一月五日来函,得知北京世文公司有意重印拙作《回忆录》,非常高兴。只是我目前有气无力,没法考虑你信中所提的那些具体意见。给施君回信时,请你告诉他我同意让他们出版,倘需签订合约,请他们将合约先寄给我看看。
  我过去在国内只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过两本小书:《君王论》和《日记、书信及其他》。两书都由子春将稿子寄给朱正,出版后每次送了一千元稿酬,钱交给我的妻子。我想“世文”也照此办法算了,不需要什么合约,不知你以为如何。
  兹先寄上《回忆录》(香港出版的增订本)的勘误表。问

根上 十一月十二日


  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必须一字不改地出版,这比稿酬重要得多。
  昨天去看了医生,说我的心脏有毛病。


(十五)1998年11月22日小周致王老们


  根叔:
  98年11月10日的信18日收到,是复我10月12日致你的信的。我在11月4日又给你一信,来信没有提及,估计当时你还未收到那封信。我11月4日的信是谈:北京施用勤电话通知我,北京中央编译局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希望我与你联系,能得到你的授权。过去出版是不重视版权的,如当时翻印你的回忆录,既不请求作者同意,也不给稿费。近来有所改变,不仅请求同意,还多少给一点稿费。你如还未复我11月4日的信,请你即寄来同意出版的授权书,以便我与北京联系。这件事我也曾告诉晓芳,晓芳也告诉你的女儿了,如果由你的女儿出面与之联系也是可以的。
  你是我们的“根”,千万不能有撒手不管的想法,但宜“少劳”。意因伯父没有完成“坎坷登百岁”,应由你继续下去。
  祝
健康长寿

小周 98,11,22



(十六)1998年11月2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18日收到你10日写的信,我于22日复上一信。当天下午,就收到11月12日写的信。
  当晚我就向北京施用勤去电话,他很高兴得知你同意由他们出书。现在已将你的来信复印寄给他,作为作者同意的依据。并与他们商定,由你的女儿与他们签约,将来稿费直接由她交母亲。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你如精力欠佳,不必给我写信了。
  我已写信告诉你的女儿,她曾与施君通电话。
  祝
安健

小周上 98,11,25



(十七)1998年11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日与十二日寄上二信,后一信内附有《回忆录》的详尽勘误表,希望此信未曾失落。在那封信中,我主要是谈施君提议重印《回忆录》的事。我当然乐意接受他的提议。至于由什么机构出版,出版后能得多少稿费,都是小问题,甚至不成问题。我重视的只是下述二点,请转告。
  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重印(当然要依勘误表改正错字),不要删节,更不要改动。
  2、出版者不要加什么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者说明,最好删去。倘如某种理由必须加一短短说明,请先寄给我看看。
  你就是我在国内“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如有疑难,可请他们直接给我写信。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晕更剧,心脏也有问题,手抖指僵不能握笔,字简直无法写了。问

根上 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十八)1998年1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一月廿五日的信,本月二日收到,我曾于十一月廿八日寄上一信,谅早到达。关于重印《回忆录》事,照你的安排进行,很好。我在信中提出的几点意见,出版者是否均能接受,或接受到什么程度,请代向施君询问。我极希望他们真能重印《俄国革命史》。以前听说他们嫌译笔太旧式(“卅年代的白话文”),不知他们现在仍有这种想法否。
  《山火》译得怎样了?班顿君想知道,便时亦请问问施君。我身体还好,只是年龄毕竟太大,身体任何部分都出现可怕的衰退,什么事都不能做,深觉活着无意义,但我并不悲观,更不会自暴自弃。问

根上 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十九)1998年12月24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28日来信于12月10日收到。
  12月10日来信于12月21日收到。
  你以前给我同意出版《双山回忆录》的信于11月22日收到,我与施君通电话后,他很高兴,并希望将你来信有关同意的语句复印给他。后来我觉得你的那封信只谈出版的事,且信中有不要删改的条件,我就把原信复印给他寄去了。(同时我也曾复印寄给你的女儿燕祺)所以你提的条件,已明确地告诉他了。著作和翻译作品不同。凡译文,编者认为要忠于原文修改,我们是无法反对的。但著作的作者,完全有理由不允许删改的。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的。
  北京世文公司出书速度很慢,《三部曲》交稿签约已二年,还未见书,最近才听说已在印刷。班顿的《山火》也仅说正在翻译中。所以我们也无法寄予快速出书的希望。
  待拿到《三部曲》样书后,再与之谈《俄国革命史》,我最近重读了你与意因译的这部书的一部分,我认为译笔符合当今流行格式的。但人名地名的译法须改用现在大陆的统一译法。关连词“底”“纔”须改为“的”“才”。现在即将出版的纪德《苏联归来》也如此,我到时候会以此为例争取他们同意出版。
  我写了一篇《意因同志》。我不会写文章,只是写下我的感受,请你提意见。
  年节快临,向你拜年,祝你
  健康长寿

小周叩上 98,12,24



(二十)1998年12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二月廿四日的信,昨天(三十日)收到了。记意因文[1]甚好。我写的悼词是官样文章。主要是写给外国朋友们看的,不足观。
  将来如真的能出《俄国革命史》,你提出的改动之处,我同意。“底”、“的”分开,本是好事,可惜未能为大众接受。
  我近来身体非常差,柏金森症严重,写字几乎完全不行了。希望稍后尚能好转,勉强裁答,言不尽意,祝
新年愉快

老王 九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1]周注:“记意因文”是我写的《意因同志》。香港“陈研”通讯上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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