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3、在有关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的演说
（1896年11月21日众议院）
先生们，按照长久以来公认的惯例，我在关于外交部预算的一般性讨论中发言要求政府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作出说明。
我已经荣幸地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外交部长先生，我要向他提出询问：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是否存在着特殊协定，例如军事协定、简单的备忘录或条约？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怎样？
我几乎无需说明，在如此重要和如此微妙的问题上，我和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党派思想。尽管我们的争执这样激烈，尽管国内分歧的裂痕这样深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懂得放弃我们的特殊利益，来关心国家的荣誉和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问题。我认为提醒外界注意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我们担负着特别紧迫的责任。二十五年前法国暂时的失利不允许我们轻视任何力量因素和任何有益的联盟。毫无疑问，和平是有利于我们的，正因如此（请允许一个社会主义者顺便指出这一点），我们的某些敌人从爱国主义观点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的指责是非常不公正的，我们重新激发国外人民对于革命的和解放的法国曾经有过的同情，不是仅仅为了使我们热爱的思想取得胜利，我们是鼓励用一种献身于和平事业的公众精神来反抗妄自尊大的部长或狂暴的君主的野心勃勃的战争冲动。
但是在欧洲目前状况下，我们对于这种防御的牢固性不抱幻想。正因为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不能听天由命，是要使我们国家获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所以我们大胆地设想一种不是史无前例的联盟，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和一个专制帝国之间的联盟。
三十年前美国同沙皇帝国缔结了一个真诚协约，紧接着又签订了一个条约，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在1896年重复这一例子，究竟有谁会因此感到气愤呢？尽管我们的对手喜欢嘲笑我们的空想，我们却是相当现实的，因此不会不懂得，长时间以来法俄联盟就是我国的朋友和我国的敌人所预料到的，且不说是他们所希望的。用不着追溯到很远，用不着越出近五十年的范围，我在一份为人们所熟悉的紧急报告中找到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在克里木战争[28]爆发的第二天，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俾斯麦先生在他给国王发出的这个紧急报告中指出，在俄国和法国这两个昔日的仇敌之间的好感日益増长，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好感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这种好感还不够强烈，因此当我们遭到不幸时，俄国没有能抵挡住乘机取利的诱惑而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德国入侵下挣扎的时候，哥尔查科夫公爵[29]于1870年10月19日发出了著名的通告，告诉所有欧洲列强，他对于建立在尊重条约的基础上的成文法的道德价值发生了怀疑，并且从这种怀疑得出了实际结论，即独断专行地撕毁巴黎条约。
确实，俄国曾在1875年毫不犹豫地反对铁血首相（他在整个活动期间一直担心战败国会过于迅速地恢复）的好战计划。
我们在今天还知道，而且也不应该忘记，俾斯麦公爵当时已发现除俄国外，英国同时也准备反对他的意图。但是也许可以认为（这并没有违背表示感激的义务），这种双重的干涉与其说是自发的打抱不平行动的结果，远不如说是事情本身的正义性的最初表现，不如说是两大强国的忏悔书，它们对于世界上不会允许暴力压倒正义而不受惩罚这一点懂得太晚了，并且也许已开始担心它们的利己主义给它们自己造成的后果。
人们记得，徳国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就曾预言，俄法联盟将是我国的敌人蓄意犯下的罪行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很多岁月过去了，这一联盟还没有形成。
今天，我们已得到官方证实，俄国政府一直到1890年，为了这种或那种理由始终同徳国保持着联合，它为了利益而牺牲了友谊。我认为，它这样做是服从一个伟大的现代外交家所提出的规律：在政治上人们决不为别人做任何事，除非能指望从中获得某些好处。
1890年以后，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给人印象很深的表示（其中最近的和最有意义的一次曾在我们国内和国外产生了不容否认的印象）来靠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演变看成我们复兴的确实证据。因此，当这个伟大的民族公开向法国表示友谊，向我们的智慧、努力和成功致敬的时候，法国的感激和骄傲的双重感情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表示必然还有其他后果，否则就可以认为，即使欧洲总是那么嫉妒，也不会对它们那样重视了；正因为全世界都把它们当作内部协议的外部信号，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印象。
先生们，不需要比我们现在更多地了解情况，就可以确信，我们的对内政策丝毫也不能受这种协议的影响。人们理所当然地赞扬了俄国君主通过礼节上并没有规定的一连串表示来证明他尊重共和制度并且不想介入我们的争吵。先生们，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希望某些法国人会吸取教益，在将来不要表现得比俄罗斯皇帝更象俄罗斯人，并且希望他们今后不要把两国人民之间的协约作为一种论据，我想说，作为一种广告，来支持他们所选择的政策和部长们。
但是如果对内政策同这一协定没有关系，并且应当始终没有关系，那么这一协定是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我们的对外政策呢？正是为了了解这一点，我才登上了这个讲台。
人们事先就把这一要求说成是轻率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不否认，讲话同沉默一样都有缺点。我认为，政治的艺术始终是，要在几个不是无可指责的解决办法中作出选择。可是我承认，当我们要求外交部长向全国说明法国和俄国之间是否签订了一项协定以及它具有什么特点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那些最关心我们的事业是否很好地进行并且对此最敏感的爱国者怎么会有权利为这一简单而合法的问题感到惊慌。
实际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否认外交部长先生必须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由自己承担责任和以外交谈判所要求的审慎态度进行外交谈判。我们对他的要求是，在行政机关完全自由、完全独立地至少进行了六年谈判以后，应使议会和全国了解谈判的结果。
我完全不觉得我以这种态度所要求的回答会造成危险，与此相反，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长期的沉默会把我们引向灾难。
共和国从定义来说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这个在理论上说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民族却必须把它的命运盲目地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我并不否认这个人或这个政府具有善良的愿望、能力和学识，但他们可能犯错误），这怎么行呢？你们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唉！为了 了解这一点无需追溯到我们历史上很早的时期），你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为错误付出什么代价，法国的命运，她的领土的完整，要受到威胁。我肯定说，世界上唯一拥有支配法国的命运和领土完整的至高无上权利的，是法国本身。没有她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行使这种权利。
先生们，为了使我们了解我国在与俄国缔结协定时所承担的某些义务，也许并不需要透露秘密。我不想把法国资本给予俄国的数以十亿计的重大和宝贵的财政援助计算在内。但是，我们还给了她其他的援助。去年同一时期，我曾在这个讲台上要求政府就我国参加基尔庆祝活动和我国干预中日争端的问题作出说明。
人们没有忘记阿诺托[30]先生的回答。可以用外交部长给我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一封紧急信件中一句有代表性的话来完全概括这个回答，他自己在讲台上引用了这句话：“对于我们的联盟的考虑”在决定我们的态度时影响是不小的。
在那以后，这一考虑在我们牵涉进去的其他事务中起着同样重大的作用。在回答对亚美尼亚屠杀问题的质询时，外交部长先生把关于亚美尼亚事件的协议说成是俄国君主对巴黎访问的最成功的后果之一，他却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协议。
但是我国政府在得到（如果它得到了的话）俄国君主对于我们在东方活动的赞同之前，已经不得不把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干预所能得到的好处奉献给它了。饶勒斯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比喻抱怨说，人们已不得不“吃力地通过俄国的政策来猜测法国的形象”，我们的这位朋友只不过是清醒地表达他的一种担心，就是担心法国为了讨好俄国而放弃自己的主动精神，从而损害人道的和文明的权利，同时也损害我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同保持我们的道义上的威望是不能分开的。协议的已为人们知道的义务就是这一些。
人们能够向我们保证没有其他更沉重的义务吗？在我们冒了引起武装冲突的危险在远东进行联合干涉以后，我们能肯定明天不会被迫追随俄国而投入更可怕的冒险吗？万一法国为了履行不经过议会并且背着全国承担下来的义务，在明天被卷入一次她既没有预料到而且也不愿意进行的战争冒险中去，那么我就要问你们，先生们，怎样对待宪法（我说的不仅是我们的宪法条文，而且是整个自由宪制）的首要条款呢？这一首要条款把决定和平和战争的权利保留给议员们，即法国所选出的自由地受到谘询的代表们。
无疑，说到协议和条约，都意味着要互相承担义务。刚才我已经非常公正地并且毫不缩小地指岀了在外国人看来法国从与俄国的协约中得到的道义上的好处。实际上，虽然人们对于这种道义上的好处评价很高，但是如果用无条件地服从一个哪怕是友好国家的利益来作为报酬，那就会是对它的价值作了过分的估计。
我们规定了什么利益作为我们履行义务的报酬呢？用右派议员德尼·科香[31]先生的话来说，法国的友谊将使俄国承担什么责任呢？先生们，我非常清楚，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这方面抱有危险的幻想。我们有权向那些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以我们国家的名义讲话和行动的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人认为，甚至没有由于自己保持沉默而使人认为，法国是能够屈从既成事实的。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维护了法国的尊严，防止人们对它作任何模棱两可的解释，那么他们无疑是做到了他们所能够做的、而且肯定应当做的一切。
但是你们能肯定在这个大厅之外，所有的人那么容易就会满足吗？演说家们、记者们自己难道没有煽起危险的幻想吗？他们制造和传播了这一同盟不仅是防御性的悦法，某些爱国者难道不正是由于相信了这一说法才那么热情吗。’
部长先生，正是为了保证国家不受这种幻想的损害，我请求你明确坦率地讲话。 ·
法国二十多年来为了重新获得并保持在世界上的地位，只依靠她自己，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而且这是正确的。但是想一想吧！对于一个象我们这样易于激动、容易冲动的民族来说，人们是有权指望从他们奔放的感情获得一切的，但是应该防止用空中楼阁来刺激他们的热情和滥用他们的信心；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会有一个比知道自己被孤立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在灾难发生的一天自认为被抛弃了。
部长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您明白地、准确地向全国解释和说明他们有权了解的真实形势，要求您尤其不要允许在您的沉默的掩护下制造奇谈怪论和培养幻想，这些幻想只会是并且只能是最残酷和最厉害的失望的根源和开端。
[28] 指1853—1856年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撤丁的联盟的战争。——译者注
[29]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哥尔査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айлович горьков 1798——1883）——俄国公爵，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译者注
[30] 阿尔伯特·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阿诺托（Albert-Auguste Gabriel Hanotaux 1853—1944）——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94— 1895年和1896— 1898年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31] 徳尼·科香（Denys Cochin 1851—1922）——1881年起任巴黎市参议员，1893年起任法国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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