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革命的号角》（1918）
第五章 其人是谁？
“我在此正式声明：我握有确凿情报，雅罗斯拉夫尔叛乱，是萨文科夫奉协约国之命一手策划的。萨文科夫曾向协约国抗辩，坦言他并不看好这场‘起义’的胜算。可反革命的协约国总参谋部却勒令他——既然拿了协约国的钱，就不得废话。”
这是攻克喀山的次日，托洛茨基在喀山剧院的集会上掷地有声的演说——正是本书开篇所提及的那场集会。
这便是俄国革命最刺骨的悲剧：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者，或是曾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竟会转身投靠外国资本，用刺刀去镇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如当年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也曾卑躬屈膝地向法国银行家求援……
在我们昔日的“友邦”眼中，托洛茨基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当全体俄国劳苦大众渴望挣脱这场万恶的帝国主义绞肉机时，协约国却将此归咎于托洛茨基与列宁——是他们，阻挠了俄国人为协约国资本的利益继续流血。随后的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更是其中的首要人物……这一切，都与协约国背道而驰。
而托洛茨基，在深知协约国资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领袖的刻骨仇恨，在彻悟这一切的悲剧性之后，却用一句轻描淡写的玩笑，将这仇恨轻轻化解：
“我曾因组织同学抗议法语老师，被逐出了二年级课堂。或许，这正是我日后与我们最亲近的盟友——法国人——关系破裂的先兆。”
这段话，摘自托洛茨基的自传笔记，是我为撰写此书，特意向他征得的文字。
1919年10月26日（公历11月7日），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将迎来他的四十岁生辰。
“我的生日，恰好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重合。这对神秘主义者而言，真是一片可供遐想的沃土。”托洛茨基如此打趣道。
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10月26日。教会户籍册上登记的出生年份却是1878年。
“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托洛茨基说，“1888年我年纪尚小，还不够入读一年级。格罗莫克列伊移民区的户籍册在年份上稍稍做了些手脚，以当地行政机构的宗法习气，这原是常有的事。所以事实上，我生于1879年。”
九岁之前，托洛茨基住在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格罗莫克列伊移民区的亚诺夫卡村，在身为犹太移民的父亲的小庄园里长大。九岁那年，他迁居敖德萨，以走读生身份进入实科中学就读。
谈及少年时代，托洛茨基回忆道：
“我那时对艺术极感兴趣，常以彩色铅笔作画——只要手里有笔。旁人也都以为我将来会成为画家。可后来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全无天赋。到了实科中学，绘画对我而言更近乎一种负担。不过我总体还算勤勉，最热衷的还是写作文，一心梦想着日后成为作家。自然，我也写过诗，还把克雷洛夫寓言译成乌克兰语。我和低年级的同学一起办过刊物，一切都像模像样。我曾因抗议法语教师、瑞士人比尔纳尔——这位人类的大敌——而被二年级暂时开除。这位比尔纳尔额头上有两道交叉的刀疤，形如X号，关于这疤痕，我们中间流传过不少传说。我还记得，当我们那场惊人的‘密谋’败露时——我们本打算向学监递交请愿书，比尔纳尔挥舞着拳头大喊：‘二年级第一名，竟是道德败坏之徒！’他后来官至四品文官，据旁人说，他最终在瑞士以食利者的身份终老，或许至今仍在那里安度余生。”
五年级时，托洛茨基又险些被开除，这次是因为他带头抗议语文老师加莫夫对学生作文的敷衍了事。这一次学校终究没有开除他，只将他禁闭二十四小时，操行分得了三分。
托洛茨基在十七岁那年投身革命活动。
升入七年级时，他转学到尼古拉耶夫市，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激进青年群体，也真正踏入革命思想的世界。
早年，托洛茨基更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而非信奉者。那时他年仅十七岁……实科中学毕业后，他曾试图以旁听生身份进入数理系，此后便与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其中主要是信奉理性主义教派的工人。在这群人中间，核心人物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即便到了今日，这位已不再年轻的革命者，依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如今想来仍觉惊奇，”托洛茨基说，“我们不过是一小群青年，却如此轻易地赢得了尼古拉耶夫工人们的信任。那是一个颇有文化、富有思想的群体，年长一辈受各种教派思想影响，年轻一代则多为无神论者。关于‘南俄工人同盟’的组建经过，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在国外由《工人事业》出版社刊行。1897年，尼古拉耶夫支部已有工人两百五十名，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规模。我在尼古拉耶夫工人中间使用的化名是利沃夫。我们开办小组学习，在林间举行小型集会，印发传单与报纸。而我当时的政治无知，可谓相当深重。
“事实上，那时我连一本革命著作都未曾读过。就连《共产党宣言》，也是第一次在小组里边读边讲解，才得以初识……”
与此同时，敖德萨也建立起一个类似的组织。
托洛茨基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尼古拉耶夫与敖德萨之间。他常在轮船上过夜，白天则在两座城市中搜寻革命书刊，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当运动声势渐大，“南俄同盟”拥有了二百五十名缴纳会费的成员时，宪兵机关终于盯上了这个组织……队伍中混入了职业奸细施伦采尔，以及后来叛变并成为密探的涅斯捷连科。
“我们日复一日等待着被捕的降临。”托洛茨基回忆道，“在尼古拉耶夫，大家彼此都以真名相称，因此我们认为，一旦镇压降临，逃避逮捕反而是‘不妥’的。1898年1月28日，我在一位地主的庄园里被捕。当时我从父亲的村庄出发，途经此地，暂住在为地主打理花园的园丁弗朗茨·弗朗采维奇·什维戈夫斯基家中。”
整个尼古拉耶夫怀抱理想、思想尚未定型的青年，都曾围绕在这位什维戈夫斯基身边。
托洛茨基正是在狱中，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对我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的两篇论文。正是在读过这部著作之后，我才转而研读别尔托夫与《资本论》。”
托洛茨基在尼古拉耶夫监狱关押不久，便被转至赫尔松监狱，在那里度过三个月；随后又被押往敖德萨监狱，监禁近两载。被判流放东西伯利亚后，他在莫斯科中转监狱停留约五个月，又在伊尔库茨克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转监狱各待了近三个月。此番牢狱生涯，前后总计约两年半。
“在第一次流放期间，”托洛茨基说，“我算是踏上了文学生涯之路。起初是撰写通讯，后来开始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那时我使用的笔名是安季特·奥托，我这个笔名在后来俄国合法报刊上，也沿用了许久。”
托洛茨基在流放地（伊尔库茨克省的乌斯季库特村）待了大约两年（四年刑期中的两年）。1902年革命运动兴起时（8月中旬），他伪造了一张化名为“托洛茨基”的假护照，经伊尔库茨克成功逃亡——这个化名，后来便成了他事实上的姓氏（列夫·达维多维奇本姓勃朗施坦）。
“这本护照上的姓名，是我亲手填写的。”托洛茨基回忆道，“我用了敖德萨监狱那位监狱长的名字……”
在伊尔库茨克，托洛茨基与西伯利亚社会民主联盟建立联系，为其撰写传单。随后他前往萨马拉，同当地的《火星报》中央小组接头——彼时该小组正着手重整涣散零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受萨马拉小组（其中包括克里扎诺夫斯基夫妇、伦格尼克等人）的委托，托洛茨基奔赴哈尔科夫、波尔塔瓦与基辅，联络当地的“火星派”成员与设在波尔塔瓦的《南方工人报》编辑部。
此后，托洛茨基秘密越境进入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初次结识维克多·阿德勒与其子弗里茨——后者在1914至1918年那场帝国主义大屠杀中，曾是一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
不久，托洛茨基途经苏黎世与巴黎前往伦敦，当时《火星报》编辑部正设于此处，成员有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而在瑞士为报纸撰稿的，还有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元老：格·瓦·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
“往事已隔如烟岁月。”托洛茨基忆起这段人生，带着一丝苍凉的微笑说道。
托洛茨基侨居国外，直至1905年2月。在此期间，他以《火星报》工作人员身份奔走于欧洲各城，走访当地的俄国留学生与工人侨民团体，发表报告与演说。1903年夏，托洛茨基与曼德尔伯格医生作为西伯利亚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著名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反对派一方，这一派后来发展为所谓的孟什维主义。不久后，托洛茨基在日内瓦出版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可当孟什维主义逐渐定型为一种策略路线，主张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政策协调行动时，托洛茨基便与孟什维克决裂，在一段时间内置身于两派之外。
托洛茨基秉持普列汉诺夫的著名论断：俄国革命运动要么作为工人革命获胜，要么永远不会获胜。1904年，基于1903年汹涌罢工运动的经验，他得出结论：沙皇制度必将被总罢工推翻。在总罢工的基础上，公开的革命斗争将全面展开，并不断扩大蔓延，使军队瓦解，推动其中最进步的力量站到起义民众一边。为阐发这些观点，托洛茨基写下一本小册子。稿件交由国外孟什维克出版社出版，而该派当时策略立场尚未定型，内部正激烈争论。例如马尔托夫彼时仍坚持“阶级对抗阶级”的立场（这一主张见于通俗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创刊号的纲领性文章），而维·伊·查苏利奇等人则主张同自由派妥协，支持资产阶级。马尔托夫很快退让，略作附言便转而奉行唐恩的路线。而唐恩不过是用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诡辩地为维拉·查苏利奇的主张作掩饰。
孟什维克千方百计拖延托洛茨基小册子的刊印。待到彼得格勒“一月九日”事件爆发，总罢工的意义被鲜明印证之时，他们却宣称这本小册子已然过时……
但帕尔乌斯同志当时读到了这部文稿，他那时还秉持着彻底的国际革命立场。帕尔乌斯得出结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动力、以总罢工与武装起义为核心手段的革命，一旦取得胜利，政权必然转入工人阶级手中。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撰写序言，并与托洛茨基一同坚持将其付印。小册子最终出版，题为《一月九日之前》。
在这本小册子的跋文中，托洛茨基剖析了一月九日事件的进程与意义。1905年春夏，他已返回俄国，在一系列报告与文章中（例如，为拉萨尔演讲集所作的序言），逐步阐发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总罢工与起义夺取政权后，绝不会止步于民主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框架内，而必将迈向社会主义改造；唯有借助欧洲革命的浪潮，社会主义制度方能最终胜利。由此托洛茨基得出了他的战术结论：革命不可在任何阶段停滞，必须持续向社会主义方向深化，并无论如何要将其推至民族范围之外。此后，他在1905年11月彼得格勒日报《开端报》的文章中、在1906年（在狱中）为卡·马克思《内战》俄译本所作序言、在《总结与展望》一文、在《我们的革命》一书（格拉戈列夫出版社，1907年）、在《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在小册子《为党辩护》（1907年）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侨居国外期间，托洛茨基又在多篇文章中继续阐发，并以1905至1917年反革命年代的俄国现实检验其观点。这些文章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周刊《新时代》、由罗莎·卢森堡指导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月刊《社会民主党评论》、奥德社会民主党的月刊《斗争》及其他刊物。1909年，托洛茨基以德语出版《俄国与革命》，在其1905年革命相关俄文著作基础上大幅扩充改写，面向德国工人阶级。
1915至1916年，战争加速了俄国第二次革命的酝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的一系列文章中力图证明，过去十年已彻底且不可挽回地埋葬一切所谓民族民主革命的幻想，而胜利的俄国革命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一专政，必须秉持国际社会主义纲领。1917年初，古契科夫、米留可夫与克伦斯基上台执政，托洛茨基在纽约《新世界报》的多篇文章中，继续阐发“不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一月九日之后，俄国阶级斗争风起，托洛茨基经奥地利秘密返回基辅，随即前往彼得格勒。在两地，他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在秘密印刷厂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撰写了绝大多数宣言、传单等。
在关于俄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始终坚持他至今仍认为正确的立场。他认为，革命时代俄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必然导向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这一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工人阶级政权，绝不可能被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内。无产阶级必将冲破这一界限，而随着西方革命进程的推进，这一态势终将演变为彻底的社会革命。
1905年的九月与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正在彼得格勒。当时他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后，他被推选为苏维埃主席。
这一时期，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关系极为密切。帕尔乌斯学识渊博，兼具卓越的政治与文学才华。当时，在俄国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帕尔乌斯在《国际》杂志上坚持纯粹的革命阶级立场，毫不妥协地揭露机会主义，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共同主办了通俗刊物《俄罗斯报》，在1905年12月苏维埃与革命遭到镇压前，发行量已相当可观。此外，两人还一同主持大型日报《开端报》，与列·马尔托夫等同志并肩撰稿。
1905年12月3日，彼得格勒自由经济协会的大楼里，整个彼得堡苏维埃被一网打尽。最为血腥、最为肆无忌惮的反革命时代，就此拉开序幕。在苏维埃与工人集会上以亚诺夫斯基之名活动的托洛茨基，亦未能幸免。宪兵们自然毫不费力便查清了他的真实身份。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案的审理持续了约一个月，无论指控规模之浩大，还是涉案被告与证人数量之多、身份之杂，都堪称近代史上最具分量的政治审判之一。此案所有主要被告，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被彼得堡高等审判法庭（1906年10月19日）判处剥夺一切公民权利，流放定居。托洛茨基的流放地定为托博尔斯克省的奥布多尔斯克。
然而他并未抵达流放之地——中途佯病滞留，暗中谋划逃亡，并最终成功。这件事发生在同属托博尔斯克省的别廖佐夫。
托洛茨基本人这样讲述这段插曲：
“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医生费特，和我们（包括阿夫克森季耶夫——后者当时还很擅长朗诵‘可爱的女士’与‘各方面都可爱的女士’之间的对话，谁也不曾料到，他日后竟会展现出那般治国之才）一起被流放与我一同押赴流放地的。正是这位费特医生，教我向别廖佐夫的医生逐条陈述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症状——这是一种无法被客观查证、无从验证的疾病。我得以留下，仅在别廖佐夫医院住了五天，便成功逃脱。1907年2月20日，隆冬深寒，我乘鹿橇穿越处女地般的茫茫雪原，从别廖佐夫逃往乌拉尔。这段逃亡，至今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托洛茨基在他文笔斐然的小册子《往返记》中，详尽记述了这次从别廖佐夫的逃亡。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德语，似乎还有其他语种版本。可惜的是，我手头没有这本书，而且如今大概也已很难寻得了。只有埃米尔·路德维希评述此次逃亡的一篇译文，其中摘引了托洛茨基的原文，但恕我直言，那译文实在拙劣。即便如此，透过它，仍能约略体会到托洛茨基在逃亡手记中所记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感受。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