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革命的号角》（1918）
第六章 流亡之路
“……当他沿鄂毕河抵达小城奥布多尔斯克时，身后已是北极圈。他早已下定决心逃离西伯利亚——别说服满五年流放，他连一年都不愿多待。”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文章开篇如此评说托洛茨基。“如今执掌权柄的他，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其思想之锐利，远胜1909年在维也纳的岁月。彼时他还是一名流放者，在杰作《俄国与革命》中记述了那段时光。这部恢弘之作，在最动人的篇章里，饱含着对未来的炽热信念、使徒般的笃定，以及坚忍受难者的幽默。或许与他论战的文人自有其道理，可他们所言，终究流于浅薄。他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曾面临枪决还是身居高位——这一切都无关紧要。1917年圣诞节之际，极少有人能预见，这位俄国记者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周旋，竟能让他长久执掌权柄，而德意志帝国的两位对手却相继倒台。全欧洲那时都见识了他的辩才，见识了他学识之渊深、社会学见解之犀利鲜明。他拒绝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改派他人出席最后一次充满威胁的谈判，尽显刚毅本色。惯于苛责之人声称，若他一以贯之，本应抽身离去。然而他选择留下，更显隐忍与定力。他深知一件鲜有人明了的事：重要的并非理念本身，而是将其付诸实现。而这份远超众人的洞见，赋予了他十足的底气。”
“……托洛茨基全无虚荣之心，在欧洲人中实属罕见。他始终保持着权力的纯粹，不容记者、摄影师、通讯员乃至商界人士轻易染指。他一生秉持干练务实之风，即便对手也不得不予以认可。这份沉稳果决，以及毕生为唯一信念奉献的执着，在他逃离西伯利亚后所著的《俄国与革命》一书中，尽显无遗。”
书中不见寻常记者的俗套笔法——那种被敌国囚禁后便自命英雄的腔调。也没有斯坦利式的天才野心，在游记中将自己塑造成传奇主角。更无英国式资产阶级对未来的虚伪说教与道德浮夸。一切都以匀称克制的笔触铺陈开来。这位天赋卓绝的写作者，凭其性情在作品中交替勾勒出恶魔与天使般的意象，向那个遭人憎恶、饱受嘲讽的旧世界预言一片光明的未来。他在书中刻意回避自我描摹，不显露个人身影，可全书依旧以绝妙意象熠熠生辉。先知与艺术家，叙事者与斗士——融为一体。自我已然消融，唯有民众，唯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主角。但从作品的蛛丝马迹中，仍可窥见他本人。在一篇仅四十页的附录里，托洛茨基违心地展露了他平素傲然缄默的一面——勾勒出真实的自己：一个天生的嘲讽者，节奏分明的政治家，怀疑论的狂热信徒。这篇附录，堪称他西伯利亚逃亡的私人手记。
说到底，这场逃亡本身，并无多少离奇之处。
眼看就要抵达流放地，托洛茨基借住院之机，开始与一位自由派商人联络。那人认识一个车夫——一个常年半醉的济良人，曾以猎貂为生，但凡危险又有利可图的事，无不铤而走险。尼基福尔（那济良人的名字）若能将逃亡者送到乌拉尔矿区，抵达铁路沿线，便可留下全部鹿群、雪橇，以及一笔在当时相当可观的钱款。可要完成这桩险事，自然需要足够的机警与胆量。
尼基福尔身材高大，一头火红乱发，终日半醉，狡黠油滑，口舌不休，脏话连篇，做事总是拖沓，却又身手异常灵敏。他带着一股冒险家般的莽撞轻率，驾橇前行。八天时间，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疾驰八百俄里。
2月，正是暴风雪最肆虐的时节。一旦身陷其间，必死无疑。
第一夜，尼基福尔竟在雪橇上睡着了。逃亡者摇晃他，他只含糊呓语。鹿群缓步前行。而逃亡成败，全系于最初四十八小时——一旦延误，当局便会接到电报通报，一切都将落空。尼基福尔醒来后，竟想拐去丘姆，取一件皮袄，还要带上“几只鹅”……次日清晨，风雪过后，逃亡者重又鼓起勇气。
“月亮早已沉落，寒气愈烈。空气中已透出拂晓的气息。我在羊皮短袄外又套上一件鹿皮大衣，只觉周身暖意融融。我们在无林的沼泽地上飞驰，破旧的雪橇几乎被积雪淹没。尼基福尔掀掉皮帽，帽上的白色毛边与他蓬乱的红发缠在一起，仿佛头顶覆着一层白霜。我们驶过一座座帐篷，猎捕松鼠的奥斯加克人围在火边饮酒。他们的女人面目狰狞如死神，赤裸着胸膛给孩子喂奶。女人们走出帐篷，拒绝我们递上的糖果，只索要伏特加。我给了她们纯度九十五度的烈酒。她们一饮而尽，面容扭曲，随即啐了一口。尼基福尔开始周旋：他雇了一名奥斯加克人在前面引路，看似为了让鹿群跑得更欢，实则是为了拖住此人，不让他赶回别廖佐夫走漏风声。而我并不担心。我知道，尼基福尔自有应对当局的说辞。
“‘你拉的是谁？’
“‘我怎知拉的是谁。你是警察，拿了钱盯梢；我是车夫，只管拉人。不对吗？’
“‘没错。’我应道。
“……今天是十九号。明天杜马开幕，第一次会议……或许会有大赦。可我宁愿向南多赶几程，再等这份大赦……”
一头鹿病了，跛着脚，人们给它放血。那牲口四蹄被缚，躺在地上一声不吭，悲伤地舔着涌出的鲜血。逃亡者下令换鹿，将跛脚的头鹿拴在雪橇后面。
“有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是我，偏偏是我，迷失在这茫茫雪原之间。一副雪橇，七头鹿，两个人——一切都在为我向前奔行。两个有家室的人，抛下自己的家园，为一个素昧平生、将来也依旧陌生的人，踏上这般险途。这样的事或许随处可见，可大概从没有一处，能像这原始林海之中，以如此粗粝而赤裸的方式，震撼人心。”
在一座济良人的木屋中，屋主曾是小职员，失业后沦为流浪汉。屋内弥漫着烟火与劣酒的气息，他向托洛茨基探问时局：杜马会不会被解散，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文集会不会出版。而这位看似开化的人，实则是个粗蛮之徒，连一根手指都不愿动弹，任凭妻子包揽所有活计。她整夜不曾合眼，搬柴、揉面、照看孩子。这个野蛮人向伪装成商人的托洛茨基宣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党只以科学为依据……”
“我惊得揉了揉眼睛：在这被文明世界彻底遗忘的原始林海，围着破旧的雪橇，对着醉醺醺的沃古尔人，一个昔日乡村放债人，竟在讲解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与理论观点……我必须承认，一股党性的自豪感在我胸中油然而生……”
临近铁路线时，尼基福尔打算就此告别。他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当心些，别在回去的路上让劣酒害了你……”
“无妨。肚子舒坦了，脊梁自然扛得住……”
托洛茨基继续赶路，同行者是一名被派往垄断酒铺征税的官员。他化名托利男爵北极探险队的工程师。2月27日，他在彼尔姆登上火车。
“列车飞驰，掠过一个个不久前宪兵还曾隆重‘迎接’我们的车站。起初，狭小的车厢让我憋闷不堪。我走到站台。夜色深沉，寒风呼啸。一声不由自主的呼喊从胸中迸发——那是自由喜悦的放声呐喊。向前，永远向前！……”
3月2日，托洛茨基抵达彼得堡，同志们谁也没想到他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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