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革命的号角》(1918)
第十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10月31日夜,克伦斯基政权彻底垮台。11月7日,托洛茨基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向敌国与协约国发出无线电呼吁,提议开启全面和谈。对此,协约国并未直接答复苏维埃政府,而是向杜霍宁将军发出威胁:
“若继续单独媾和,俄国必将承受最沉重的后果。”
但这并没有吓倒任何人。11月11日,苏维埃政府向全体士兵、工人与农民发表宣言,郑重宣告:绝不允许俄国工农组成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逼迫下流血牺牲。苏维埃政府断然驳斥西方帝国主义者——这些昨日的盟友——的种种恫吓,并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为自身的和平政策承担全部责任。
11月22日,全线停战协定签署,自波罗的海至黑海的所有战场一律停火。12月9日,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正式开幕。托洛茨基曾说,或许正是在那一刻,俄国人民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终于有了可靠的领导者。
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托洛茨基巍然屹立,成为举世瞩目的巨人。他的言辞震动世界,无论敌友,都以同样紧绷的注意力倾听他的每一次声明。在布列斯特,他超越了自己。
1918年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托洛茨基就布列斯特谈判作报告。
“同志们!”他说道,“苏维埃俄国不仅要建设新秩序,还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为旧时代清算旧账,首先便是这场持续三年半之久的战争。战争是对交战国经济实力的考验。对更为贫困、更为落后的俄国而言,长期战争的命运早已注定。在军事机器的激烈碰撞中,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一国能否将工业迅速转向战争需求,在最短时间内重组生产,不断补充这场民族大屠杀中飞速消耗的武器。
“即便是极为落后的国家,开战之初也可凭借外购获得强大军备,俄国亦是如此。然而战争会迅速耗尽既有储备,要求持续再生产。真正的军事力量,归根结底取决于一国能否在战争中独立制造火炮、弹药及各类装备。
“若战争能在短期内决出力量对比,俄国理论上仍有获胜之机。但战争被无限期拖延,且绝非偶然。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本就是围绕所谓欧洲‘均势’展开,使敌对力量大致平衡;加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实力与财富,战争注定旷日持久。这首先意味着,经济薄弱、发展滞后的国家将率先走向枯竭。
“各方面最为强大的当属德国,凭借其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尽管国家体制仍显陈旧。
“……当历史将和平谈判的议题摆在俄国革命面前时,我们便清楚: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力量介入之前,我们必须为三年半的战争付出代价。我们面对的德国帝国主义,满怀在战争中彰显的压倒性实力,气焰嚣张。
“资产阶级阵营散布种种谬论,声称若与盟国共同谈判,我们将强大得多。这在根本上站不住脚。要想与盟国共同谈判,就必须继续与盟国并肩作战;而我国已然枯竭衰弱,继续战争只会令其更加不堪。我们将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为战争收场。即便俄国因沙皇与资产阶级的外交算计而加入的、以英国为首的阵营最终获胜,也绝不意味着俄国自身取得胜利。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俄国即便身处胜利一方,也会比今日更加残破不堪。
“掌控胜利果实的英、美,对待俄国只会如同德国在和约中展现的那般冷酷无情。评判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若抛开赤裸裸的利益与物质实力,便只是幼稚可笑的幻想。
“……同志们,你们还记得,我方代表团最后一次前往布列斯特,是直接从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场出发。当时我们已向大会通报谈判进展与敌方要求。你们想必记得,那些要求是对立陶宛、库尔兰、部分利沃尼亚、蒙海峡群岛遮遮掩掩的吞并野心,以及一笔折合六十至八十亿、甚至一百亿卢布的变相赔款。
“在为期约十天的休会期间,奥匈帝国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与运动。这是中欧无产阶级对我方谈判策略的首次声援,是对德国军国主义吞并企图的回击。
“资产阶级报刊声称,我们耗费两个月与屈尔曼周旋,才得知德国帝国主义会提出掠夺性条件。这纯属浅薄之见。我们早已知晓。但我们力求把与德国代表的‘谈判’,化为壮大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工具。我们不曾许诺奇迹,但我们坚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革命民主派维系自身生存、争取继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霍夫曼自然不肯做出任何让步。决断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无力开战,国力过于衰弱,军队已然瓦解。为拯救国家、克服崩溃,我们必须重建劳动群众的内在联结。这种精神纽带,只能在田野、工厂与作坊的创造性劳动中重生。我们必须让饱受战争苦难与毁灭性考验的劳动者重返生产岗位,在劳动中重塑自我、恢复纪律。这是为沙皇时代的罪孽付出代价的俄国唯一的生路。
“你们强加给我们的和约,本质仍是战争。我们将军队撤出厮杀。我们绝不能让德国外交官们有机会对本国工人说:‘你们称我们的要求是掠夺与吞并,那就看吧——俄国革命已在这些条款下签字。’
“诚然,我们此刻虚弱,无力作战,但我们仍拥有足够的革命力量,拒绝在你们用刀剑刻在各民族躯体上的条约上签字。我们拒绝签字,我相信,同志们,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作为俄国劳动人民代表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代表团拒绝签署掠夺性和约的做法完全正确。当托洛茨基讲出上面最后一句话时,全场响起一致而热烈的掌声。
托洛茨基以这样一段话结束发言:
“同志们,我不愿断言德国对我们的进攻已被排除。考虑到德国帝国主义集团的实力,那样的说法过于冒险。但我相信,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极大地增加了德国军国主义发动进攻的难度。
“即便他们依旧进攻,我们也只有一句话:在我们这个疲惫不堪、濒临绝境的国家,若仍有最具生命力的革命力量可以奋起,若仍有可能为保卫革命与革命土地而战,那也只能依靠我们当前的立场——退出战争、拒绝签约——所创造的条件。”
如今我们已然明白,托洛茨基当时是何等正确。可在那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他那句极具原创性、完全“不合外交常规”的公式:“不战不和”。
时间证明了托洛茨基的预见。一向精准如钟表的德国外交官们,陷入了其辉煌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他们备好盛宴,却只得到一道撩拨食欲的冷盘。他们离开布列斯特时,比到来时更加饥肠辘辘,也因对手那些虽不失外交风度却过于尖锐的讥讽而略带愠怒。
如今他们身在何处?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托洛茨基接连不断的革命活动时,是否还会想起布列斯特?他们是否想过,自己还会再次与托洛茨基对话——只是场景已然全然不同?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