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相关链接：郑超麟
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
郑超麟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法文书，书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属于加里玛尔书店出版的资料丛书，书名上有个副题叫做《彭述之回忆录》，书的作者却是二个法国人（CLAUDE CADART ET CHENG YINGXIANG）。怎么一回事呢？中国人彭述之的回忆录却让二个法国人来写呢？原来，根据以彭述之名义写的书前说明中所说，这二个法国人，一个是他的女婿，一个是他的女儿，他们依照彭述之口述的录音以及小部分他的笔记整理起来写成法文的。他的女儿又从法文译成中文给他反复审查和校正。他向读者保证，这本法文书同他自己执笔写的一样符合他的行事和思想。
这本法文书，不过是回忆录的第一卷。他说，还有第二卷和第三卷尚待出版。
彭述之声明，他发表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仅仅在于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是这样的么？我大体上把这部回忆录的第一卷即这本放在我案头的法文书，粗略翻了一遍，发现它并没有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而是在别人歪曲历史的真面目之外，它再也自己的方式去歪曲历史的真面目。彭述之是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而去口述和发表这本回忆录的。这是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书。
彭述之的行事和思想，我知道一部分。我要就我知道的部分，列举证据，指出他是蓄意歪曲历史真面目，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的。
地主子弟冒充农家出身
彭述之给自己涂脂抹粉，首先从伪造家庭出身造起。
我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认识他以后，就听他自己说，也听别人说，他的家庭是小地主。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我没有听到其他的说法。彭述之在闲谈中也常常流露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同志之意。一次，忘记谈什么问题，他告诉我：袁笃实（即袁大时）本是放牛娃。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上海，一天陈碧兰谈话中不知怎样说出一句：彭述之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我听到了很惊讶，想了好久才觉悟：原来彭述之要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他那时同陈独秀彻底破裂了，而自己抓着托派组织的大权，要用自己的“农民家庭出身”来对抗陈独秀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我当时只觉得好笑。以后，我接触了好多青年同志，他们告诉我同彭述之谈话的内容，大多数人提出彭述之自称是农民家庭出身，我也只好一笑置之。
现在看到他这本回忆录，他在第三十页说：“把我的大家庭说做真正农民的大家庭，并不过分。”这里，他肯定说，他的家庭是农民家庭，但口气已经比四十年代对我们的青年同志说时和缓得多了：可以说是农民家庭，并不过分，并非滥用名词。彭述之出身的家庭是不是农民家庭呢？我无法去实地调查，也不需要我去实地调查，这本回忆录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在第廿六页说：他的曾祖父是个“发达的地主兼走运的粮食商人”；死后，三个儿子分家，他的祖父分得“广阔的土地和一座美丽的房屋”。在廿九页说：祖父，父亲和他三代同堂，就住在这座屋内；祖父耕种一部分土地，把其余的土地佃出去或租出去，农忙时还雇了“八个至十个短工”；他家每年都有余粮出卖。结论是：他家的地位“界于普通农民和地主之间”。既然如此，为什么能说他家是“真正的农民大家庭”呢？在第十九页说：在铜锣村内只有三家“既有财产，又有文化”，他家就是三家之一。在第三十五页，他描写同村的“最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同他家相比较。这些最大多数的居民只能依靠富农和地主农忙时雇用他们过生活，每日只能吃稀饭咸菜，好多人讨不起老婆，病魔缠身，未老先衰，很早就死去。由此可见，他这个彭家，村里最有财产和文化的三家之一，并不像这些最大多数人那样过生活，而是雇用这些“真正农民”，剥削这些“真正农民”。可是，他至死还要胡吹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哩！
这是他老年回忆时记错的么？不是。这是他蓄意伪造的。
自封为旅莫支部书记
彭述之在莫斯科屈居于罗觉（即罗亦农）之下，回国后自以为屈居于陈独秀之下，他常常引为憾事。在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在莫斯科这段历史，他却有办法使憾事不成其为憾事。办法很简单，即把事实上的彭居罗下在回忆录中说成罗居彭下。
他在第二八〇页说：一九二一年九月底，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开了一次大会，选举他为“支部书记”（原文作“我们这群人的书记”），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尚未去莫斯科，不知道这件事，以后也从未听人说旅莫支部成立时选彭述之为书记的。我一九二三年春间到莫斯科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罗觉，我未到以前好久也是罗觉。如果彭述之没有再说下引的几句话，我也不会怀疑他上引的那句话的。我会设想，大概旅莫支部初成立时选彭述之为书记，以后才改选罗觉为书记的。可是，看了下引的几句话后，我就不能这样设想了。至少我有权怀疑彭述之上引那句话的真实性，即怀疑旅莫支部成立时曾选举他为书记。
他在第二八〇页那句话之后接着说道：“当时，我确实想不到以后差不多三年长久我都要履行这个职务。”这句话就是说，从一九二一年九月旅莫支部成立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回国这段时间旅莫支部都是他当书记。他在第二八三页说：“我以旅莫支部书记的身份有权推荐团员为党员，就是说有权提升团员为党员。可是，我很少行使这个权力，总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行使这个权力的。在一九二二年，我至多行使于四个或五个同志。”这话就是说，一九二二年也是他当书记。他在第三一八页说：从一九二三年起，许多同志来到莫斯科，“我是他们的支部书记，就担负了新的责任。”这话就是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也是他当书记。
那么罗觉处于什么地位呢？罗觉不是旅莫支部书记，也许是旅莫支部的其他领导人罢？据我所知，旅莫支部除书记罗觉之外还有二个部长（即现在说的支部委员）卜士奇和彭述之，但我到莫斯科时卜士奇已经回国了。可是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一个字也不提旅莫支部有其他的领导人，照他的书看来旅莫支部是他一个人领导的。真是骇人听闻。因此，他说的旅莫支部成立时选他为书记的话，至少是不可轻信的。
彭述之大概以为当时旅莫支部的人都死光了，他的谎言不会被拆穿。他不知道，即使当时的人都已死光，他的谎言也是可以拆穿的。
我不用自己的回忆来拆穿他，宁用当时的人留下文件来拆穿他。旅欧支部书记赵世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从巴黎写信去莫斯科给旅莫支部（原信载于一九八〇年北京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一册第三九二页）。信的内容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我只要引信的“上款”，即第一行。那里，赵世炎写着：“罗觉、述之两同志”。如果彭述之是旅莫支部的书记，那么旅欧支部书记写给旅莫支部的信为什么先写“罗觉”，后写“述之”？如果彭述之在旅莫支部中地位高于罗觉，为什么赵世炎把两人的地位颠倒过来？
如果赵世炎的信，证据还不够，那么我再引黄平的回忆为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有一篇《黄平遗著节选》，其中黄平回忆他初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的经过（他当时名黄国佐），说道：“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东大支部书记是谁，我不知道，不过许多事情都由罗觉出面，我想大概是他。”这里，黄平回忆的是初到莫斯科同旅莫支部接洽的经过，所以不用肯定的口气，而说旅莫支部书记，“大概是”罗觉。黄平一个字没有提到彭述之。
如果黄平用了“大概是”三个字，证据还不够，那么我再引彭泽湘的回忆为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有一篇《彭泽湘自述》，其中说：“我到莫斯科，就去东方部投信。接见我的是东方部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个革命青年，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我当时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就有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彭泽湘进入东大学习，据彭述之这本回忆录说，是一九二二年的事。这里，彭泽湘就明白说：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即罗觉）了。
我找了许多史料，都未发现有什么人说过彭述之是旅莫支部书记，连“大概是”也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歪曲历史真面目而自封为旅莫支部书记，而且说从旅莫支部成立起直至他回国将近三年时间都是他当书记呢？是年老记错了么？不是，是蓄意歪曲事实以达到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
加入国民党战略的辩护士
给自己涂脂抹粉，除了正面捏造或夸张事实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提生平所作的不光彩的事情。
彭述之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丰功伟绩”，就是一九二三年秋间讨论中共三大决议时他大卖力气吹捧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召开大会，传达张太雷带来的大会结果，激昂慷慨地拥护那个决议，斥责反对派领袖李汉俊。这件事当时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对于这个“丰功伟绩”，他这本回忆录一个字也不提，我应当帮他一提。
一九二三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团长是蒋介石，团员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即张太雷。张太雷是参加了中共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之后才来莫斯科的。他向旅莫支部领导人说了大会的经过，主要是说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大会如何讨论，如何决议。旅莫支部领导人决定召集全体大会，由彭述之主持。张太雷不知何故没有亲作传达报告。一切都由彭述之报告。彭述之把会议变成反对李汉俊的会议。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带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国际的主张，大会通过国际主张后，李汉俊就表示消极，拒绝工作。我们都要反对李汉俊，即使他建党有功，例如党经费困难时，他把卖稿所得拿出来给党用，但他犯了错误，我们还是要反对的，等等。大会开了以后，各小组继续讨论，在如此动员和布置之下哪有讨论之余地呢？我不记得是否有人表示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但我未曾表示不同意，大会已经通过了，表示不同意有什么用？何况在彭述之那种布置之下也不容许人表示不同意的。
当时我的印象很深，除牢记着彭述之十分坚决拥护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外，还确信在三大上真是李汉俊带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回国后，我在瞿秋白的书架上（这书架放在我的办公房间内）发现了李汉俊致瞿秋白的一封长信，其中就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因此我深信彭述之那次在大会上说的话。可是，最近我才发现，李汉俊根本没有出席三大，更加没有在三大上带头反对加入国民党，虽然李汉俊确实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也可以证明李汉俊未曾参加三大。彭述之在第一八七——一八八页说：二七罢工失败后，李汉俊从湖北逃到北京，托庇于他的哥哥李书城，靠李书城的关系在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内做一个小官，以此被北京的同志指责为机会主义者，几个月之后他又因反对三大通过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而离开共产党了。原来李汉俊并未参加三大。那么彭述之一九二三年秋天在莫斯科为什么扎出这样一个稻草人做箭靶子来吓唬当时可能反对加入国民党决议的同志呢？
在三大上积极拥护马林代表国际提出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的，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旅莫支部积极拥护三大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是彭述之。
彭述之在回忆录中一字不提这件“丰功伟绩”，这是可以原谅的，因此此事太不光彩。但他在回忆录中反过来说他在莫斯科就反对加入国民党，则不可以原谅。那是蓄意歪曲历史的真面目。
试想，在讨论三大决议的全体大会上如此积极拥护加入国民党的人，会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么？
他在第三〇五——三〇六页说：一九二二年暑假之后，他听到了中共中央杭州会议的消息，说中央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想不通，他没有向人隐瞒他为此消息而深深苦闷；他立即向俄国同志表白他的苦闷，俄国同志也想不通，但说既是国际决定的总有道理。果真是这样么？我不敢相信。以后，他又说：三大正式决议实施杭州会议的决定以后，他为纪律所束缚，就不敢再同俄国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了。果真是这样么？彭述之知道三大决议之后果真的内心反对么？我更加不敢相信。我上面帮他补叙出来的那件“丰功伟绩”，足以说明他听到三大决议之后表现了热烈拥护。
他在第三六六页说：他回国前召开了旅莫支部会议，作报告，号召大家回国工作，并纠正党内机会主义倾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决定回国后都不加入国民党，都不以任何方式替国民党做工作。他说，他这个建议，实行起来便会使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成为有名无实的。“我们不能够公开反对这个政策，因为这是共产国际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内心不愿接受的。”他说。
真是给自己涂脂抹粉！
彭述之回国之前确曾召开一次旅莫支部大会，地点就在我们避暑的村庄姆洛霍甫卡。他作了报告，然后根据他的报告作出向四大的建议，并选举他代表旅莫支部出席四大。报告和建议就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共同制定的那一套。何尝有什么回国不加入国民党，不为国民党做工作的决定？事实上旅莫支部和彭述之本人也不会作出这种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我姑不说彭述之本人回国不久，四大尚未召开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我也姑不说从莫斯科一回国的李鹤龄就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工作，熊雄也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工作，叶希夷本是国民党员，但也为国民党做工作，等等；我只要征引不久之前才发表的彭述之自己一九二五年写的报告为证。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四大闭幕后，彭述之向旅莫支部写了一篇报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其中说起大会的职工委员会起草决议时有争论。“在职工运动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试看彭述之主张连产业工人也必须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却未曾强迫中国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产业工人为什么必须加入国民党呢？彭述之说：为了“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这也就是马林、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不错，彭述之这里说的是产业工人，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四大上可以争论共产党员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么？
彭述之在莫斯科决不会反对加入国民党，连内心反对也不会有。那么他在回忆录中说了那些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话，决不会是年老记错，而是蓄意伪造事实给自己涂脂抹粉。
王明以前的王明
彭述之这一本回忆录，其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表演，最精彩的，还是在书的第六章，即最后一章。这一章的章名就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拨正党的路线》，这意思就是表示：列宁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四月提纲”拨正了当时布尔塞维克党的路线，以此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他彭述之一九二四年回国，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一文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以此发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我有责任把彭述之脸上的脂粉洗掉，还他本来的面目。
彭述之以旅莫支部选出的四大代表资格于一九二四年七月间离开莫斯科回国，一到上海不几日便参加中共中央，担任宣传部长，建立宣传部机关，负责编辑《新青年》季刊。十二月间出版了这季刊的第四期“国民革命专号”发表他的长文《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九二五年一月担任第四次党大会的秘书长，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这就是他回国及以后的经历。
应当解释：彭述之是在什么形势下回国的？为什么一回国能立即参加了中央，当上了宣传部长？那个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四大又是怎样开的？等等。
这一切，彭述之自己都有说明，但他的说明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蒋介石代表团一九二三年秋间去莫斯科谈判后，国民党和苏联合作就确定下来并付之实行了。苏联要供给国民党无数的军火和金钱。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内起更大的作用，争更多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于是决定派一大部分中国学生从莫斯科回国工作，以彭述之为这些回国学生的首脑，而且把彭述之安置在共产党中央之内。不必等待四大形式的选举，彭述之就要做中央委员工作并主持宣传工作。
这是从好的方面说的。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此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已经把他的手伸入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了。此时不过是把各国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派回本国，参加党的领导，以便于各国的党容易贯彻国际的指令。此时还不像以后几年那样把在苏联训练得完全听话的人派回去取代原来的领导人。王明就是后期回归干部的典型。共产国际属下各国的党在三十年代都有王明典型的干部占据中央领导位置。但二十年代奉派回国，虽不是去取代原有的领导人，不过与原有领导人一起进行领导，这样的人也是国际硬塞给各国党中央，要各国党中央必须接受的。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明”，我看也不算“过分”或“滥用名词”罢？彭述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王明以前的王明！
这是事实。但彭述之要掩盖这个事实。因为，他爬上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依靠国际撑腰的，是国际硬塞给中央的，这多么不利于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回忆录千方百计隐瞒这个事实。他竭力说明，他是靠自己的本事爬上领导地位的。他说，他靠理论先说服了蔡和森，再说服了陈独秀，然后这二个中央领导人才委派他一方面编辑《新青年》季刊，一方面参加新组成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他一个字没有提到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已经是宣传部长了。
我自然看不到国际给中共中央的训令，指定彭述之参加中央，担任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只能记述当时张伯简告诉我彭述之已经做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话；只能说看见彭述之每次出席中央会议，只能回忆彭述之召见党内高级干部（一次我看见邓中夏毕恭毕敬地坐在椅子上听他讲话），等等。如果说我的回忆不能作为证据，那么彭述之在这本回忆录中不承认他回国后四大前便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就是一个证据。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呢？
如果说，我的回忆不能作为证据，那么我还能举出其他的证据。
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书内有一段话说起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广州商团事件的争论时，瞿秋白说：“那时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瞿秋白的意思说：那时彭述之就党章规定说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行使中央委员职权了。
彭述之在这本回忆录第四六二页：他于四大开会前夕去旅馆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对他无所不谈，也谈到与“小邓”即邓颖超的关系。“他着急地问我是否知道邓颖超的消息，她的平安消息。邓颖超总是住在天津的。他要知道有无办法让邓颖超很快去广州同他一道。我告诉他：我想总有办法的。我当然答应他，要帮助他达到目的。”试想，周恩来如果不是把彭述之看作事实上的中央委员，怎么会要求彭述之把邓颖超从天津调去广州呢？试想，彭述之如果不以事实上的中央委员自居，又怎么敢答应周恩来去调动邓颖超呢？
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彭述之老年回忆时为什么隐瞒呢？只因这个事实不利于他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不是老年错记，而是蓄意伪造。
冒功
共产国际那年派我们这批旅莫支部的党员回国，派彭述之做我们的领队，同时也给我们带回一个理论或路线。从一九二三年秋起国际就已准备这条路线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国际不采取训令的方式提出，宁愿采取中国同志，自动提出的方式。早在一九二三年末，就有东方部的人来到东大，找罗觉和彭述之开会，有时罗觉和彭述之也出去开会。渐渐地我就听到了中国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议论。
以后，我们回国前，开大会，彭述之作报告，分组学习这个理论，但没有说明这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讨论的结果。
回国，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文章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作为彭述之个人的意见。
开大会，伍廷康替大会起草政治决议案，写入这个理论，作为中国党大会的意见。只因共产国际不愿自己出面，宁愿中国党出面提出这个理论，才给彭述之钻了空子。彭述之后来就说，中国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理论是他彭述之个人独创的，而不是国际东方部同罗觉和他两人讨论的结果（其实是国际理论）。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所夸耀的“拨正党的路线”，主要就是指他“独创”这个理论。这就是他的“四月提纲”！
要拆穿彭述之这个独创谎言，证据是现成的，即四大的政治决议案也写入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而这个决议是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
难道彭述之独创一个理论，发表在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然后国际代表把这个理论写入中国党的大会的决议案内？难道这件事实不可以证明：那是国际的理论，国际一方面交给彭述之先带回国来传达，然后叫自己的代表伍廷康替中共四大起草决议案，写入这个理论？
彭述之明知他这个独创谎言要被伍廷康起草大会决议案事实所拆穿，于是他千方百计要抹煞这个事实。他把中共四大称为“觉悟的大会”，意思是说党走错了路线，幸亏他使党觉悟的。他用了许多篇幅写这次“觉悟的大会”，可是一个字不提伍廷康！他也一个字不提瞿秋白，因为没有瞿秋白，伍廷康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就没有人翻译，就可以否定伍廷康起草的了。
幸而参加此次大会的人，今天并未完全死光。我是大会的记录，当时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派我当记录的，我可以证明那个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如果说我的话不足为凭，那么我可以请另一个人来作证。
四大湖南代表李维汉今天还活着，彭述之的回忆录也承认李维汉是此次大会的代表。李维汉说：“大会政治决议案起草小组组长是瞿秋白，我为成员之一，但决议草稿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的。”（出自《李维汉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四二八页）
我想，不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了。
彭述之否认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四大政治决议案这件事实，是年老忘记的么？不是。他是蓄意捏造，为的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说成他的独创。
捏造事实攻击瞿秋白
彭述之否认瞿秋白参加四大，固然是为了掩盖瞿秋白翻译伍廷康起草的大会政治决议案的事实，但同时也是为了攻击瞿秋白。对于伍廷康，他的回忆录不过一字不提罢了。对于瞿秋白，他则明白说没有参加四大，而且用了许多篇幅说明所以没有参加四大的原故。在这说明中，他竭力丑诋瞿秋白。
瞿秋白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了副题为《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把彭述之从高位上打下来，彭述之恨他，丑诋他，也是人之常情；但他捏造事实来丑诋瞿秋白，则未免过分了，未免惹得人家齿冷了。
他在第三八二页：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瞿秋白去广州，犯了错误，受了中央指责，辜负了同志信任，不敢回上海，长期留在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甚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上海开四大时也不敢回来出席，直至四大又选举他为中委后才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或三月间回来上海，那时已经离开上海七个月了。
真是闭眼瞎说！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瞿秋白在广州做了什么事，我不管，我不替他辩护；但说他从一九二四年八月到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都不在上海，而且是不敢回上海，直至知道四大又选他为中委以后才敢回上海，则是捏造和丑诋的。
我九月下旬搬进宣传部居住时，当天下午就看见了瞿秋白从上海大学回家来，那时中央宣传部正是设在瞿秋白家中。瞿秋白的房间，我的房间，彭述之的房间在同一层楼上。以后我天天看见他，直到十一月间他搬去闸北同杨之华结婚时候，我为工作关系也常常去他的新居找他。在四大开会期间，我又每次见他出席发言。
如果我的回忆不足为凭，那么上面引的李维汉回忆，也可证明瞿秋白参加了四大。
如果李维汉的回忆也不足为凭，那么今天还可以找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的上海《民国日报》，那里有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人登的结婚、离婚、交朋友的三个广告；也可以找到几日之后《晶报》就此三个广告写出来的张丹斧文章。
彭述之怎么能够否认一九二四年后几个月和一九二五年前后几个月瞿秋白居住在上海并在上海工作和斗争呢？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天后宫事件黄仁被打死后，秋白便在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馆（他本是民国日报的编辑，但平常不去的，此时才去办公）二个地方积极投入战斗。结果，上海大学以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和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同时去职而斗争告一段落，民国日报馆也达到了排除叶楚伧的目的。这一切都有文件可查的。
彭述之恨瞿秋白，丑诋瞿秋白，有他的自由，但捏造事实来丑诋瞿秋白，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聊。
这是他年老错记么？不是，这是他蓄意伪造的。
铸币的背面
彭述之夸耀他的“四月提纲”——《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他的回忆录只在正面发挥得天花乱坠，却至今还没有注意到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背面。
这个理论是以革命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大会政治决议案强调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便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须视当时无产阶级准备程度和世界政治状况而定。彭述之的文章也说：“国民革命是唯一出路。”他接着自己问道：“为什么中国工人阶级不把这个革命作为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呢？”他列举三项理由回答这个问题，其中第二项说：这个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必须先走完国民革命道路才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这个理论又是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为前提的。这里首先要问国民党是什么性质的党？伍廷康的决议案说：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彭述之的文章说：国民党是“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总之，都否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
既然否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那么凭什么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托洛茨基反对加入国民党，而且主张立即退出，正是因为托洛茨基把国民党看作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一切把国民党看作“四个阶级联盟”，“多阶级的党”，“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身上的党”的人，都是替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作辩护的。
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前提下，叫喊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完全是废话，是空话，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安慰或简直是欺骗。把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成分组成的共产党纳入于资产阶级党之内，受资产阶级党的纪律束缚，还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
第一个反托分子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节名就叫做《觉悟的大会》。他用了很多篇幅写这个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错误百出，姑且不去说它。我只要说，他一定不提他在这次大会上的精彩表演。我上面说过，给自己涂脂抹粉有二个办法，一个是凭空捏造和小事夸大，另一个则是蓄意不提不光彩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彭述之的不光彩事情，他自己不提，我应当替他写出来。我已经替他写了他在莫斯科如何努力拥护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正式决议。现在我要写他回国后在四大干出的一件“丰功伟绩”。
四大开幕的一天，国际代表伍廷康代表国际作了报告之后，就临时拿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以大会名义通过这个决议案。内容是谴责托洛茨基的。现在许多汇集中共正式文件的书都收了这个决议案，我这里就不征引其内容了。
伍廷康这个决议草案是临时提出的，未曾预先油印发给代表。代表们听了宣读之后，莫名其妙；没有人发言。与列宁齐名，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在中国党的大会上受谴责呢？冷场了一段时间之后，彭述之站起来说几句话，大意是说托洛茨基这样那样应受谴责，我们的大会应通过这个决议案。代表们听了他的发言之后，没有别的人说话，便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了。
彭述之的回忆录用了许多篇幅写这次《觉悟的大会》，却一字不提这件事情。
一九八一年我与友人通信中提到这件事情，不知怎样让彭述之知道了，他大发雷霆骂我“虚构故事”。他不仅否认他在通过这个反托决议案以前说过反托的话，而且否认四大曾有这个反托决议案，而且说出一大堆理由，证明四大决不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
不嫌啰嗦，我把彭述之这一长段的话抄录于下：
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会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大会，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与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呢。
以上所引一大堆彭述之所写的字句，完全是彭述之的一堆梦话，他要用这梦话来否定他在四大上支持伍廷康通过那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的事实。他要用梦话来否定事实。难道要我费力气来反驳他这一堆梦话么？我只把四大通过的那个不长的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抄一份给他看看就够了。他是看到了我抄的那个决议案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总之，我和他私人间这场争论没有下文。（注）
但今天不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人争论，今天是我批评他的那本回忆录，我应当对它的读者负责。
不久之前，《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发表了彭述之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自己写的向旅莫支部所作的关于四大的报告。上面，我已经引了这个报告中的几句话。现在我再从中引了如下的几句话。彭述之自己说：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
原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实有个“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即确实谴责了托洛茨基！（该不会是赞美托洛茨基罢。）那么上面那一堆梦话，彭述之应当怎样解释呢？彭述之以一九二五年自己之矛攻破了他一九八一年自己之盾。
顺便说，他一九八一年“揭露”我“虚构故事”那篇长文章中也坚持说伍廷康并未参加四大，而且也说出伍廷康不会参加四大的一大堆梦话，但这里，一九二五年向旅莫支部的报告，则说大会上有一项“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这就比较我上面所引李维汉的回忆更有力量拆穿彭述之自己的谎言。
彭述之为了否定他在四大支持伍廷康通过谴责托洛茨基决议案的事实，在一九八一年那篇“揭露”我“虚构故事”的长文章中又写了如下一堆文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即列宁逝世前）这时期，我亲自参加了托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好几次辩论会，因而知道了他们间分歧的内容，我的同情总是在托方面。
我一九八二年没有回答他这一堆字句，因为他的同情在哪一方面都不能改变他在四大上支持伍廷康通过谴责托洛茨基决议案的事实。但为了对彭述之这本回忆录的读者负责，我今天也不能把这一堆字句置之不理。
他这本回忆录恰好仔细写出莫斯科那几次辩论会，他亲自参加了的。试看他参加其中采取了什么立场？
他在第三四八页说起他和罗亦农二人参加辩论会，听取双方意见，并提到托洛茨基那封公开信，其中责备老干部恋栈不去，妨害年轻一辈人发挥才干以后，便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如下：
当时，我们不明白“老干部”一词的真实意义，我们都十分佩服和无限尊敬布尔塞维克党的所有老人，绝未想到这些老人所代表的那个小集团已经政治上道德上充分堕落了，以致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发生反感（NOUS SOMMES CHOQUES），因为他竟敢丑化这些老人，攻击他们；我们觉得他居然将十月革命的英勇领导者去同考茨基一流人那么可鄙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相提并论，即此一端已经构成诽谤了。
彭述之这里说的却是实在话，他参加一九二三年苏共党内斗争时是站在三巨头方面反对托洛茨基的，他当时对托洛茨基有反感，认为托洛茨基毁谤了三巨头。这里，彭述之没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何况他当时采取这个立场也是情有可原的，正如他接下去所解释的：
我们受三巨头及其追随者异常巧妙的宣传所蒙蔽，以致我们确信托洛茨基是错误的，他号召“青年人”起来摆脱“老人”的枷轭，乃是在党的内部散播分裂种子。
这些话都符合于彭述之当时的思想实际。可是，在这些叙述中我们无论如何发现不出彭述之的同情是“在托方面”。在他记叙一九二三年苏共内部斗争的全部文字中我们也发现不出彭述之当时有同情“托洛茨基”的表示。恰好相反。从上面所引的看来，彭述之的同情是在三巨头方面，即斯大林方面的。
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能够如此写出他同情于三大巨头的真实立场，而在一九八一年“揭露”我“虚构故事”时却虚构了一个“同情在托方面”的立场呢？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写，一九二三年底他已经形成了反托的思想基础，一九二四年全年没有什么事情足以改变他这个思想基础（他自己说：“要能看得更清楚，必须对布尔塞维克党内部的事情进行深入的调查，可是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作这个调查。”）那么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四大上附和伍廷康进行反托，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彭述之骂我揭露他在四大上这件“丰功伟绩”，是什么“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
（注）为了对读者负责起见，我这里应当把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抄录出来。我是从一本大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第一八〇页抄出来的。此书无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似已出版多年，封面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究室编”。但现在我发现，其他的党史文件汇编一类的书都收录了这个决议案。（决议案原文请参考本书十四页“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决议案”。）
把革命发展阶段论附会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彭述之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一向理解为：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两个革命之间没有间断。这就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所谓“不断”之意。彭述之一向就是这样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
他自己说，他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却已经用不断革命论来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了。以后，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发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就是他一向所理解的。他出国以后至今，是不是这样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呢？古人说：“士别三日”，现在是士别三十年了，也许他会觉悟过去理解不对，而真正明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是什么意思。可是看了他这本回忆录，才知道他还是“吴下阿蒙”，没有丝毫觉悟。
他说，在一九二四年，他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能够不多不少地实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工人阶级自然知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注定由它主持的那个历史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第二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也知道，它要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个办法，即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走到底，知道如果图谋揠苗助长（FORCER LE MOUVEMENT），结果就会过早地促使许多尚有相当高的革命潜力的阶级和阶层走进反革命营垒去，因此就会终止那注定由它主持的历史过程。”（见第四五一——四五二页）
彭述之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话就可以代表他对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解。而其实，这段话正是典型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之，这不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彭述之说完这段话以后又引用列宁一九〇七年文章的大意为佐证。
彭述之至死还不明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区别！或宁可说，他至死还不明白一九一七年后列宁不断革命论和一九一七年前列宁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区别！
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在他的著作《一九〇五》的新版序言中解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要点如下：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但革命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伍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深刻地侵犯封建的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也要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非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来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即不是如彭述之上段引文所说的，只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走到底”，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走到底”，便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即去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那么照彭述之上段的引话说来，就是揠苗助长，就是“过早地促使许多尚有相当高的革命潜力的阶级和阶层走进反革命营垒去”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个中心思想，对彭述之说来，是一本“七印封严”的书。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
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
托洛茨基不过说无产阶级专政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就要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列宁则说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主要的真正的工作，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过是这个工作的“副产品”罢了。列宁这个时候，经过一九一七年革命实践以后，并没有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以上所说都是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中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事情。彭述之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以上所说又是我所知道及能证明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给自己涂脂抹粉，只以上面那几件事为限。书中许多事情，分明也是给他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我不知道，也不能证明，只好存而不论了。
此外，以上所说只限于他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第一卷；至于尚未出版的部分，则候出版之后再加评论。
总之，培养个人崇拜，是可鄙的，自己出马来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双料可鄙；采取捏造事实手段来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是双双料可鄙。
不是写回忆录，是写小说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除了我所指出的和没有指出的给自己涂脂抹粉的部分以外，是否还有价值，可以当作史料供人参考呢？
我不认为它有史料的价值。首先彭述之写作态度就很不严肃。我们不能要求写回忆录的人事事都能符合当时的事实。因为年老了，记忆力衰退，有些事情忘记了，有些事情张冠李戴，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但至少，我们要求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写回忆录。
彭述之这里简直是写小说。试举一例：
他在第三一四——三一五页说，一九二二年底，陈延年兄弟和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王泽楷、萧子暲、李鹤龄等，作为第一批青年团员，从西欧来到莫斯科。接着，他以文学的笔调写出了如下动人的场面：
为了庆祝这件事情，我们在吕克斯旅馆举行一个盛会。陈独秀及出席国际大会的其他中国代表就是在这个旅馆下榻的。住在莫斯科的全国中国共产党团员，二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盛会。陈独秀高兴而激动地主持了这个盛会。他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演说，演说的内容并不是最好的。他的二个儿子，一面听着，一面叹气。可是，所有的人都拍掌。会场充满了普遍的欢乐，人心满含希望，因为几天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初，陈独秀就要回中国去了。
看哪，这个欢迎盛会，被彭述之描写得多么细腻，多么生动！开会的地点、时间、人数、主席，都写出来了；主席的精神状态，他发表的演说，其形式和内容，也写出来了；听众对此演说的反应也写出来了；还写了与会的人的欢乐和希望。
如此描写，谁敢怀疑这次盛会的真实性呢？真像上海人说的：“像煞有介事。”
这个盛会，完全是彭述之精心虚构的故事！
照他所开的名单说，我也是参加这个盛会的。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盛会。不仅我，而且陈延年兄弟，以及所有名单上的人（除萧子暲外）都未曾在莫斯科看见陈独秀，因为我们这批从西欧去莫斯科的人，到莫斯科时陈独秀早已回国去了。哪里有什么以陈独秀为主席的欢迎盛会！如果说我的话不足为凭，那么我可以征引别人为证。
陈独秀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回国的？彭述之这里说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初。陈延年兄弟和我们这批人此时在什么地方呢？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大前后》第一册收了赵世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从巴黎写给旅莫支部“罗觉、述之两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望同志们于接此信后即向东方大学交涉，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驻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原来，陈独秀回国后一个多月，我们这批人还在巴黎交涉入俄护照。同书又收了周恩来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即陈独秀回国后二个多月，向国内青年团中央作的《第一号报告》，其中说：“同志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原来三月十三日我们还在“预备起程”。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是四月上旬才到莫斯科的，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国三个月了。
彭述之如果简单写一笔陈独秀在莫斯科遇着他的二个儿子，那是可以原谅为年老错记的，但他用文学的笔调写了那么一场生动的欢迎盛会！
自然不能说这里有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作用，但至少应当说：他不是严肃认真写回忆录，而是不负责任地写小说。
我这里不过是举例，这种细腻生动写小说的场面，书中还有，我所知道的也有，我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了。
除了这种无中生有的描写之外，书中牵涉到的事情，也是错误百出的。总之，就我知道而论，此书所写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件是符合事实的。举不胜举，举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要我举一个例呢？那么试对照一下，我们这一批赴俄学生的名单，彭述之开出的和周恩来《第一号报告》开出的就有好多不同。周恩来的名单是对的。
彭述之发表这样一本回忆录，真地是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么？
我不知道，这样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而又态度不严肃认真，细节上也错误百出，令人不能信赖的书，怎么值得费这许多纸张油墨印刷出来？
一尊有害的偶像
我写这篇书评的过程中，忽然听说书的作者，或宁可说口述者，病死了。我毕竟感到惋惜。
第一点，我惋惜，我对此书的批评，作者本人看不到，他不能亲自回答我的批评。
第二点，我惋惜，他这样一死，总有一些人根据他在此书中的自吹自捧和捏造事实，果真把他塑造成他那么梦寐以求的一尊偶像。
把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而又至死都不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的人，塑造成为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想起来颇感滑稽。这尊偶像有利于未来的革命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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